中国非典型现代都市病社会病理学研究.docVIP

中国“非典型现代都市病”的社会病理学研究 　　摘 要:当代中国正处在典型的以城市化为主要形式的社会转型期,“社会紧张”式的“非典型现代都市病”在中国一些城市发生并流行。这一社会现象的发生既与中国城市化的高速发展带来的社会变迁有关,也与社会转型期造成的社会成员“扎根”的土壤不肥沃有关,而其深层次的社会病理原因是:现实社会个体的“尊严”和“被尊重”还没有成为一种社会义务。因此,从中国国情的角度来分析,创造社会个体的“尊严”和“被尊重”的社会义务关系,是现阶段中国社会现代化与和谐社会新价值观建构的重要内容之一。 　　关键词:尊严;扎根;现代都市病;社会病理 　　中图分类号:C912.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0)10-0050-09 　　 　　 “拔根”与“扎根”是现代社会城市化发展的必然表现之一,无论是城市人还是城市中的外来人,面对城市社会的快速变迁,都必然在不同程度上形成“无根性”的文化心理结构和行为文化特质。这种“无根性”引发了“非典型现代都市病”的发生,如自杀率升高、“无因由恐慌”、“群体型社会心理紧张”以及以“逃离大城市”为典型象征的另类文化行为等。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这种现象的根源何在,其社会病理因素是什么?本文试图从城市社会学与社会病理学的双重视角对此类问题进行探索。 　　 　　一、“非典型现代都市病”的文化属性与社会属性 　　 　　中国城市化水平从1978年的17.8%,到2000年的31%,再到2010年的50%,城市化的发展迅猛,2010年中国的城市人口首次超过农业人口①,而且中国也已成为当今世界上城市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用三十多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近百年的城市化路程,从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以跨越式的、超乎常人预料的方式突然转型为城市社会,使得多数中国人面对这样的社会转型都有措手不及的感觉:交通拥堵、人群拥挤、住房拥挤,而且房价畸高、就业难、贫困人口增长、城市犯罪增长、自杀率增长及心理疾病频发。 　　与此同时,社会整体改革仍然在不断深化。虽然社会改革在很多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其中“医改”、“教改”、“房改”和“社保改革”等还都处在“正在进行时”之中,这些改革既是人们所期盼的,也是人们所担心的,同时也使人们自然产生一种“预期性”的、缺乏安全感的等待心理――每一个人都感觉处于一种整体性的不断转换之中,处于一个不确定性过程之中。这种整体性的转换和不确定性,不仅使城市人面对这种突变有些不适应,而且也使乡村人面对这种突变有所不适应,甚至有些茫然!有些地方的“乡村人”一夜之间就“被”变成了“城市人”,这种典型的社会变迁形成了巨大的“社会堕距”和“文化堕距”,即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心理和制度建设未能形成同步转型,社会不仅缺乏主流文化,更缺乏整体性认同的制度与伦理约束机制,形成一个缺乏主流价值观、缺乏公认伦理和公认社会样板阶层的典型社会转型期。在飞快旋转但又不同步的城市化与社会变迁中,一部分人被“社会旋转力”推向边缘:这个“边缘”既有心理意义上的边缘感知,也有事实上社会阶层与生态空间地位意义上的“边缘”;既有社会生活生态空间意义上的边缘性,也有社会外部文化认同意义上的边缘性。 　　边缘性群体在不同的阶层内都存在,其相关个体、群体均具有不同程度的和某种意义上的“被剥夺感”。或成为被社会遗忘的群体、或处于社会底层、或处于社会空间边缘、或者成为被妖魔化的群体、或自我主动脱离社会主体与主流文化……其中某些人在特定的、缺乏主流价值观的“文化场域”中形成了某种心理偏差和角色错位,与社会整体进化的发展价值观相背离甚至对立。虽然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也曾有过相似的极端现象,并具有某种必然性。但是,通过深入分析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当代社会出现的“非典型现代都市病”是城市化及社会转型中的结构性问题,是可以通过某种新型社会文化的再建构加以引导的。 　　 　　城市化水平是衡量现代化发展的尺度之一。西方现代化和城市化带来的社会变迁也经历过社会转型期与社会变迁的阵痛。思想家亨廷顿认为:“从心理层面讲,现代化涉及到价值观念、态度和期望方面的根本性转变。” ② ③ [美]塞缪尔#8226;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刘为等译,生活#8226;读书#8226;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30、31、38页。 　　这一观点所表达的是现代化过程作为一种传统社会的变革,需要思想文化的根本性改变,而这种改变往往是需要牺牲某些人的某种利益作为社会代价来补偿的,改革的本质就是在调整不同阶层的利益关系,某一部分人的利益在某种程度上被伤害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所伤害的程度和被伤害后的“社会修复”是社会的责任和义务,这是一个社会良性发展不可或缺的。这种“社会修复”机制是需要通过阶段化“现代性”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