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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乡土建筑研究的脉络、问题及展望 　　摘 要：针对目前乡土建筑研究和实践逐渐衰微的现实，文章通过简要回顾乡土建筑研究的发展和脉络，反思当前乡土建筑研究存在的问题，认为其中价值错位、专业偏向、外部介入、主体空缺、城乡分离、偏离现实等问题给研究造成了局限。借鉴当前国外研究发展趋势，提出应该以“积极的实践为导向”“乡土建筑作为解决当代问题的模型系统”“着眼未来注重人居环境可持续性的研究”等几个方向来拓展乡土建筑研究。 　　关键词：乡土建筑；发展脉络；价值错位；民居更新；问题导向 　　中图分类号：J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1254（2014）01-0103-06 　　乡土建筑研究起始于1964年，伯纳德?鲁道夫斯基（Bernard Rudofsky）举办了一个名为“没有建筑师的建筑”的展览并出版同名著作，此后，乡土建筑研究开始进入研究者和建筑师的视野。他曾试图赋予乡土性与建筑学同等的地位，但在国内外几次乡土热之后到21世纪，似乎乡土建筑研究又重新回到边缘，被看作代表着建筑的“过去”，即便不是建筑的某种落后状态，也是不可能再延续的建筑模式；过去那些经典的乡土建筑传统，尽管在设计、功能及美学层面具有显而易见的高品质，但并不被人认为与当今的建筑现实有什么关系。通常乡土建筑被认为与发展中国家相关或者与少数民族地区相关。从现代主义建筑主流来看，它更多是为特定场合的建筑创作提供一些形式或空间语言的灵感和素材，或者为旅游区或主题公园创造一些异域情调。规划师、建筑师、政治家都对乡土建造者的成就、经验和技艺或者乡土建筑在环境、文化的品质不大感兴趣，因而无论是民居研究还是设计实践都逐渐式微。究其原因，除了大众意识对乡土建筑认识存在误解之外，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乡土建筑研究自身存在许多问题，从而局限了研究的问题、思想和方法。因此，有必要对研究本身进行反思。新的乡土研究开始重新审视乡土建筑的内涵、作用、内容和方法，从而为乡土建筑研究开辟新的路径。 　　一、国内乡土研究的概述 　　国内民居研究起始于刘敦桢在1940年代在西南地区的建筑调查，到50年代末，他撰写的《中国住宅概论》和《中国居住建筑简史――城市、住宅、园林》开启了中国民居的研究。上世纪文革结束后到八十年代初，民居研究开始复兴，开始了对民居的广泛调研。这时期民居研究者成立了自己的民间学术团体――中国民居学术委员会，出版了一大批研究各个地方民居考察的书籍和论文。其主要是对各地典型民居调研测绘，对民居相关资料进行发掘和整理。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一方面，加速的城市化进程造成了传统民居被大规模地改造和破坏。这使得许多学者将民居视为文化传统传承和地方文化多样性保留的一个重要载体，因而注重于对优秀民居及其文化传统的挖掘和保护，如陈志华先生等人的研究。其他乡土研究主要从文化层面、环境层面、形态层面来对民居进行分类研究。研究更注重人居环境整体性，比如传统聚落、村镇、名城的研究。 另一方面，在建筑实践方面，伴随着思想解放和文化热潮，对民居特色的研究成为改变文革时期僵化的建筑教条与探索建筑形式多样化的一种方法。这时，莫伯治早在 1959年设计的泮溪酒家则成为新建筑设计的典范，广州新建筑设计也形成具有鲜明特点的岭南学派，这对全国的民居研究和建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受这一时期后现代主义建筑的影响，设计界也将民居研究作为获得形式和空间设计素材的一种方式。 另外，随着旅游业的发展，一些著名的古村镇和历史街区成为旅游的热点，虽促进了民居研究的热潮，但也造成了许多拙劣的“布景式”模仿民居形式的商业开发和旅游设施建设。在这一时期，也有学者开始借用人类学和社会学等理论来理解民居形态的演变及意义。例如，在云南，受到拉普普特（Amos Rapoport）著作《住屋的形式与文化》的影响，一些学者从文化人类学和历史地理学的角度来研究民居的形式逻辑、源流，比如蒋高辰先生及后来昆明理工大学一些年轻学者的研究。 　　20世纪 90年代后，乡土研究再度兴起，但研究的重点却有所转向，在西方发达国家则力图摆脱“乡土”这个概念所具有的意识形态的束缚，于是提出所谓“新乡土主义”。它的目的在于对过去乡土建筑中所蕴含的文化传统进行延续和发展，对其所蕴含的民间智慧进行汲取和升华。而在发展中国家譬如中国，仍将乡土建筑作为增强地区和民族文化认同的一种方法[1]，这是为现代主义建筑找寻中国式表达的一种路径。 　　进入本世纪，也有一些学者开始从多个维度（自然地理格局、政区地理格局、文化地理格局）来对民居的形式进行解析，试图回到建筑本体来理解民居的形式逻辑，并对全国和各个地区或者更大范围的“民系”进行民居类型的划分[2]，并从建筑空间及形式要素（材料、屋顶、山墙、院落空间大小、比例、组群的关系、结构、装饰）来定性民居的特征[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