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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污染与人类发展的实证研究 　　摘要： 　　文章采用2003-2008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构建了综合的环境污染指标和人类发展指标，运用联立方程组模型，对环境污染与人类发展之间的相关性进行了分析和检验。计量分析结果表明：将经济增长因素视为内生变量，并控制产业结构等因素后，环境污染程度与人类发展之间的“倒U”型关系在中国省际层面得以验证；同时，环境污染程度的加深也显著阻碍了地区经济的增长。关注并加大对人类发展的投入力度，是解决中国在高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经济增长与资源耗竭、环境恶化的两难困境的关键所在。 　　关键词：人类发展；环境污染；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0613，F062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 　2015 　　一、问题与文献述评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举世瞩目成就，GDP年均增长率高达9.8%。在这30余年里，中国经济总量先后超过了俄罗斯、加拿大、意大利、法国、英国、德国、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但长期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仍呈现出粗放型的特点，主要依靠大量资本、能源和原材料以及劳动力投入的推动。在发展过程中，中国付出了巨大的资源和环境代价。据世界银行调查估计，中国的“环境危机”每年将消耗国内生产总值的8%～12%。而当今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有13个在中国。发达国家上百年的工业化过程中分阶段出现的环境问题，在中国却集中表现出来，呈现出结构型、复合型、压缩型的特点。资源相对短缺、生态环境脆弱、环境容量不足，逐渐成为中国发展中的重大问题。 　　既有对经济与环境的关系问题的探讨，其根本目的是探求如何获取一国（或地区）的长期可持续发展，以特定的福利水平维持后代人的生活所需的生态条件的存在。而过去或当前的经济政策通常只关心提供均衡经济增长的条件，而忽视了代内或代际公平问题。人类发展作为实现一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其既能促进当期人们福利水平的提升，又不以牺牲后代人生活所需的生态条件为代价。Melnich等认为要实现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平衡人类发展与预期有持续资源供给及人类免受环境灾害之间的关系。 　　人类发展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自21世纪初，始有学者将其纳入环境经济学的研究框架中。人类发展水平的提高促进了人们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对其自身所处的生存环境的要求也更高，其已不仅仅是单纯追求物质财富的增加。Brasington和Hite研究发现，在美国，教育水平与环境质量的需求之间存在互补性，当物质财富的增加需要以环境和资源的可持续性为代价时，教育水平的提高将会使人们对过度的资源需求产生内在的克制。Jalan等对印度城市居民的研究表明，当家庭中教育水平最高的女性成员的受教育年龄从0年提高至17年时，其对提高家庭水质的支付意愿将显著提高，从66卢比增加到144卢比。 　　此外，Jha和Bhanu Murthy运用174个国家的截面数据实证研究发现，衡量环境污染程度的EDI指数（Enovironment Degradation Index）与衡量人类发展的HDI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之间存在“倒N”关系。Mukherjee基于类似的计量模型，运用印度1990-2004年的数据资料，研究发现随着污染物的不同，印度的人类发展水平与环境污染之间呈现出不同的非线性关系。Costantini和Monni在对179个国家的跨国截面分析中得出：若一国政府对人力资本积累进行适当的投资，以此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该经济增长将不会对环境质量产生负面影响，并对人类发展与可持续发展指数之间的“倒U”关系进行了验证。Serkan Gürlük运用地中海地区15个国家1970-2006年的数据资料，实证结果表明人类发展有利于地区环境污染程度的降低。综上所述，长期看，关注人类发展水平是物质资源约束条件下实现经济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有效路径选择。 　　近年来，不少学者对中国的环境问题展开了研究。其中大部分学者基于中国的实际情况，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EKC）进行检验，以验证中国环境污染排放是否存在随着人均收入水平增长而逆转的拐点。涂正革，杨俊、邵汉华则对现有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修正，测算出中国的环境技术效率，以考察各地区“又好又快”发展的程度。纵然，国内学者对中国的环境问题已展开较多研究，但大都从增长的角度关注环境污染问题，鲜有学者从人类发展的视角探讨中国环境污染问题。 　　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是中国实现经济赶超所必须，而随之而来的资源耗竭、环境恶化问题也必须面对。无论是经济增长抑或是环境保护，其目的无疑是提高人类的福祉，即追求人类的发展，而同时，人类的发展也将对经济增长和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