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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碳排放量关系的动态分析 　　摘要：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面临着经济发展和节能减排的双重困扰，低碳经济模式成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以1994—2009年中国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碳排放量数据为依据，利用脉冲响应函数与方差分解法对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碳排放量在外部因素冲击下的动态响应态势进行测算，结果表明：在10年的响应期下，环境规制强度与碳排放量之间在对方冲击下的响应曲线呈N型，技术创新能力与碳排放量之间的相互响应曲线为N型和倒U型；环境规制强度与技术创新能力之间的相互响应曲线都为N型。 　　关键词：环境规制；技术创新；碳排放量；脉冲响应函数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3）02-0005-06 　　一、引言 　　低碳经济是与“高能耗、高排放、高污染”三高为特征的高碳经济相对应的新型经济发展模式，该模式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技术的经济模式。它的实质就是能源的高效利用和清洁能源的使用，核心是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等手段转变人类生存的基本观念和生活方式，最终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但是，能源消耗和环境问题日益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障碍。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能源消费一直保持着较高的增长速度，从1993—2003年，能源消费增长大约是世界消费增长的1/4。能源高消费的结果就是温室气体的高排放，在这时期，温室气体排放的增长是全世界温室气体排放增长的34%。预计2015年，我国将成为第一温室气体排放大国，排放量超过美国[1]。此外，我国的能源科技水平与欧美等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制约了经济由“高碳”向“低碳”的转变。为此，本文构建了中国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和碳排放量的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模型，探求三者之间的关系，为发展低碳经济提供建议。 　　对碳排放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领域：一是研究碳排放动因的经济学研究，即探究碳排放增长的驱动因素。Leontief和Ford（1972）[2]利用静态投入产出模型对美国空气污染排放的变动进行了研究。Ang B.W.（2005）[3]分析了不同碳排放因素分解模型的理论基础、适用范围和应用结果，认为LMDI模型是因素分解模型中较优的模型。唐建荣、张白羽、王育红（2011）[4]在Kaya恒等式和LMDI指数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包括能源、碳排放、经济规模、产业结构、人口规模、城乡人口结构和生活水平在内的碳排放驱动因素叠加分解模型。二是对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研究，Grossman和Krueger（1991）[5]提出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EKC）是探讨二者关系的最具有代表性的研究。赵爱文、李东（2012）[6]采用1953—2010年人均碳排放和人均GDP数据，建立了我国的EKC曲线，表明该曲线为N型，曲线微弱不存在拐点。三是对碳排放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申笑颜（2010）[7]运用灰色理论分析了中国碳排放的影响因素，认为人口数量、能源消费与碳排放的关联度较高。滕欣、李健、刘广为（2012）[8]在对我国碳排放量预测的基础上建立了碳排放影响因素体系，根据聚类分析中因素的相互关系确定了碳排放影响因素体系的各关键因素。 　　从对相关文献的分析可以看出，当前众多学者对碳排放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探讨碳排放与经济发展的相关关系上，少有学者从环境规制和技术创新的角度对碳排放开展研究。本文在诸位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分析环境规制、技术创新对碳排放的影响。 　　二、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一）变量选取 　　由于本文是对我国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碳排放的关系进行分析，故所选用的时间序列数据包括碳排放量、环境规制和技术创新三个指标。 　　1. 碳排放量（TP）。需要从能源消费的角度计算省际碳排放量，这些能源主要包括煤炭、汽油、煤油、柴油、燃料油和天然气。由于能源消费是以实物量为统计口径，在计算碳排放量时，需要通过一定换算将实物量转换成以标准煤为计算标准的量值，在此基础上计算省际历年碳排放量。 　　2. 环境规制强度（EI）。环境规制力度反应的是政府在环境管理水平，采用环境污染治理投资作为衡量规制强度的指标，主要是因为加大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力度，表明更多的支出被用于污染治理上，环境规制的力度就较强。本文每百元国内生产总值的污染治理投资作为衡量环境规制强度的指标，主要考虑的是消除由于经济规模不同导致的环境规制强度的不可比性，增强数据的一致性。环境规制强度的计算公式为： 　　3. 技术创新能力（TI）。提高科学技术水平是我国加快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的关键。科研投入力度加大，表明国家对科技的重视程度。技术创新的实质是利用各种资源创造出一种新知识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