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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化大学教育初期的特征及原则 　　摘要：处于现代化初期的中国大学教育是有魅力的，其成功之处值得借鉴。当时的中国大学具备了鲜明的特征；自由民主的大学理念、中西合璧的师资队伍、灵活多元的办学体制，这得益于它的教育独立、教授治校、自由流动的原则。 　　关键词：中国大学教育；现代化初期；特征；原则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07)05－0115－07 　　 　　一、问题的提出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处于一个动荡的时代，政府腐败，列强侵略，战祸连绵，民不聊生。但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却诞生于此时。在这样的背景下，从洋务运动时期延续下来的教育救国论曾经风行一时，达到了鼎盛时期。蔡元培先生是教育救国的积极倡导者，他的“救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救国”的名言人们耳熟能详。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等著名教育家自不待言，陈独秀、张伯苓、鲁迅、徐特立等，甚至包括了青年毛泽东，也都曾经是教育救国论的信徒。 　　胡适也告诫青年：“救国是一件顶大的事业：排队游街，高喊着‘打倒英日强盗’，算不得救国事业；甚至于砍下手指写血书，甚至于蹈海投江，杀身殉国，都算不得救国的事业。救国的事业须要有各色各样的人才；真正的救国的预备在于把自己造成一个有用的人才。……国家的纷扰，外间的刺激，只应该增加你求学的热心与兴趣，而不应该引诱你跟着大家去呐喊。呐喊救不了国家。即使呐喊也算是救国运动的一部分，你也不可忘记你的事业有比呐喊重要十倍百倍的。你的事业是要把你自己造成一个有眼光有能力的人才。” 　　胡适的话，有一定的片面性，应该说救国事业也有应急之举和长远之举，完全否定应急之举，是错误的。但是，胡适的话，也有一定的道理。从当今之世综合国力竞争是人才竞争的角度看，培养人才是长远之举。 　　回顾历史，可以发现中国现代大学的起点很高，因为她从一开始走的就是一条正路，中国大学初创时期的理念是很先进的，如果能不间断地走下去，会有一个远大的前途。可惜，当时内忧外患的环境并不允许。余英时在《钱穆与中国文化》中，曾提到钱穆“承认30年代的中国学术界已酝酿出一种客观的标准，可惜为战争所毁，至今未能恢复”的惋惜。应当看到当时的教育救国论是先进的中国人面对列强的侵略和国家危亡所做出的一种救国探索，一方面在当时它是各种进步思潮中的一种，另一方面，历史证明它在当时的中国是远水不解近渴。 　　当然，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但历史可以回顾和借鉴。真理是有条件的，也是需要时机的，“生不逢时”的真理往往被认为是谬误。今天我们回首那段历史，就会发现，当时的教育家们、大学教授们、大学生们，他们的想法和做法，固然有点天真、有点幼稚，没有考虑到当时的历史状况，但却是预见性的，是“超前”的。其中有不少经验和做法可以为今天中国的大学改革、现代大学的建设提供借鉴。 　　 　　二、中国现代化大学教育初期的特征 　　 　　(一)自由民主的大学理念 　　现代化初期的中国大学，不但校长、教授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和做法，不被非学术的、非教育的力量所左右，学生也可以就某一学术观点毫不留情地批评教授，甚至就在课堂之上当场把教授轰下讲台；教授常常加入学生的学术社团，和学生一起就某个问题吵得唾沫横飞，之后又主动帮助学生修改文章、出版著作，亦师亦友，相得益彰，其乐融融……这一切在我们当代人看来不可思议的事情，在当时中国大学却是司空见惯的“常事”。正是学术自由的理念，让这些校长、教授、学生们产生了丰富的创造力，竟能在那样一个山河破碎、战火纷飞的时代，奇迹般地开辟出了一片灿烂绚丽的教育天地。 　　当时的校园民主曾被认为是大学教育中的应有之义。冯友兰晚年回忆说，清华原来的校风，很重视民权，无论教授和学生，凡是开大一点的会，都要照议事规则进行。“我记得在一次教授会议中，有一位教授站起来对某一事作了滔滔不绝的长篇发言，发言以后，主持会场的人问：‘你这是个提案吗?’那位发言的教授，因为初到清华，还不熟悉会议规则，就谦虚地说，‘这不能算什么提案，我不过是发表我个人的意见。’主持会场的人说：‘既然不是提案，现在会场上没有提案，散会。’原来照议事规则，会场上必须有个提案，然后对这个提案进行表决。凡是参加会议的人，任何人都能提提案。他的提案，可以是他自己的意见，也可以是他集中别人的意见。在会议中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发言，任何人都可以集中别人的意见，但是任何人的集中，都必须作为提案向会议提出来让大家讨论、表决，经过多数赞成以后，才能作为会议的议决案。这样的议决案才算是代表多数的意见，少数人自然就无计可施的了。”在当时的清华校园民主得到了真正实现，正是因为有了学生会、教授会、评议会等这些民主色彩很浓的机构以及相关的程序。 　　不仅在形式上，当时的大学教育在教育内容上也是十分民主自由的，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