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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污染的政治经济分析 　　摘要：经济增长会带来环境污染，但不同经济增长方式对环境的影响是不同的，而经济增长方式主要是由一个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结构决定的。以城乡分割的社会结构、关系型社会结构、经济分权和政治集权的政治结构为框架，对环境污染进行了政治经济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城乡分割的社会结构导致了有利于城市居民而不利于农村居民的环境政策；在经济分权与政治集权下，锦标赛竞争激励带来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但也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能源消耗；在关系型治理下，环境执法不严，公众参与程度不高。从城乡收入差距、政治体制、关系型治理三个方面提出了提高环境质量的建议。 　　关键词：环境污染；政治结构；社会结构；城乡收入差距 　　中图分类号：F2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3758（2012）02-0113-06 　　经济增长往往和环境污染联系在一起，但为什么同样的增长，在某些区域污染比较轻，而在某些区域污染就比较重呢？这可能要从增长的政治和社会基础入手。王永钦等把中国经济增长的政治和社会基础归结为三个方面：第一，中国的社会存在一个分割的结构，而其中特别重要的就是城乡间的分割，这在经济发展的早期对于经济增长有积极的作用，特别是有利于城市的资本积累；第二，中国是一个实行经济分权和政治集权的国家，经济的分权（特别是财政的分权）给微观行为主体（特别是地方政府）提供了有效的激励机制，而政治的集权又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与经济分权相伴随的负面影响；第三，在政治集权和等级制的社会结构中，中国在传统社会下形成的关系型社会结构得以延续。本文以此框架为基础，从政治和经济社会角度分析中国的环境污染问题。 　　一、城乡分割的社会结构与环境污染 　　林毅夫等人认为中国城乡分割的根源在于重工业优先发展策略。对工农产品实行价格剪刀差，并压低工业部门的工资可以为工业化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由于重工业大多为污染密集型行业，因此重工业优先发展是以消耗更多的资源和容忍更多的环境负效应为代价的。 　　在城乡分割下，城乡居民在政治谈判地位和政策影响力上存在严重的不对等，从而导致了有利于城市居民而不利于农村居民的环境政策。目前，城市环境质量越来越好，这里边有节能减排的功劳，但也不能否认，某些污染企业并没有减排多少，它们只不过是从城市搬迁到了城郊结合带或者农村。因污染导致许多地方不得不整体搬迁的新闻早已不鲜见，如陕西凤翔县长青镇重金属污染造成了企业周边至少1公里内居民须整体搬迁。与之类似，有湖南浏阳镉污染、山东临沂砷污染、湖南武冈铅污染……，长此以往，还有几处可供搬迁？ 　　城乡分割也造成了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有关研究表明中国收入差距绝大部分可由城乡收入差距来解释。而收入差距对环境质量会产生影响，虽然这种影响目前还没得到一致结论。一种观点认为收入差距扩大有利于环境质量提高。Scruggs（1998）认为收入不平等会通过个人对环境质量的偏好增加环境保护。在给定的平均收入水平下，大的不平等意味着富人更富、穷人更穷。假定对环境质量需求的收入弹性为正，从穷人手中拿走一个单位给富人，会增加富人对环境质量的需求，但同时也降低了穷人对环境质量的需求，环境质量的净效应取决于需求收入关系是线性的、凹的还是凸的，如果需求收入关系是线性的，财富的转移不会影响环境质量；如果环境需求与收入之间是凸（凹）关系，财富转移会增加（减少）环境需求。一般认为富人比穷人更偏好于环境（如环境是高档品、富人更注重生活质量等），因此收入不平等对环境质量提高是有好处的。Ravallion等（2000）认为每个人对碳排放都有一个隐性的需求函数，他们把隐性需求函数对收入的导数定义为边际排放倾向，如果穷人比富人有较高（低）的边际排放倾向，减少不平等的重新分配政策会增加（减少）碳排放。因为低排放的商品需要较高的技术且价格较贵，最穷的人可能支付不起，因此可以假定穷人比富人有更高的边际排放倾向。 　　另一种观点认为收入差距扩大会加剧环境恶化。Boyce（1994）认为收入不平等从两个方面影响环境恶化：一是收入不平等增加时，穷人易于过度开采自然资源以及破坏环境，而富人不一定增加投资改善环境，而是转移财产到环境风险低的国家。二是不平等会造成环境政策的偏离。富人具有较大的政治影响力，对政策制定只会考虑经济上的成本和收益，而环境成本则由占人口多数的穷人来负担，这样的政策无疑会造成环境质量恶化。Borghesi（2000）认为与公平社会相比，不公平社会更难达成环境问题的合作协议，因为政治代理人在很多社会问题上有更多的冲突。在这个意义上，更大的不平等会增加环境恶化。MarsilianiRestroom（2000）认为收入不平等会影响环境保护的政治决策，通过一个世代交叠模型，他们发现收入不平等程度越高，污染税越低。李海鹏、雷鸣、杨树旺等的研究均发现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