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吴天明经验.docVIP

中国电影的吴天明经验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艺创作迎来了新的春天，产生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同时，也不能否认，在文艺创作方面，也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有的搜奇猎艳、一味媚俗、低级趣味，把作品当作追逐利益的‘摇钱树’，当作感官刺激的‘摇头丸’；有的胡编乱写、粗制滥造、牵强附会，制造了一些文化‘垃圾’；有的追求奢华、过度包装、炫富摆阔，形式大于内容；还有的热衷于所谓‘为艺术而艺术’，只写一己悲欢、杯水风波，脱离大众、脱离现实。”[1]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时的这番讲话，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指出了普遍存在的问题与乱象。广大的文艺工作者都应当引以为戒，如若不然，中国文艺实有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之危险。 　　2014年初辞世的吴天明导演，为此一问题的解决做出了表率。这位被电影界誉为第五代导演集体伯乐的老人，改革开放之初便走上了导演之路。不过，在他近40年的执导生涯中独立完成的电影仅有《没有航标的河流》《人生》《老井》《变脸》《非常爱情》《首席执行官》《百鸟朝凤》7部，这在中国电影界，无疑是“歉收”的。但他所执导的作品几乎每一部都堪称经典，有些甚至可以看作中国电影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在当下这样一个收视率、点击率、票房收入几成唯一衡量标准的电影界，吴天明导演就如何坚守文艺的审美理想、保持文艺的独立价值，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其社会效益与社会价值进行了艰难、执着的探索，积累宝贵的经验。 　　一、 为人民的创作宗旨 　　“文艺工作者要想有成就，就必须自觉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欢乐着人民的欢乐，忧患着人民的忧患，做人民的孺子牛。”[2]吴天明便是这样一位“孺子牛”式的导演。“我是一个具有强烈忧患意识和深厚同情心的人。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以及与普通老百姓息息相通的人生感受，必然要在我的作品中流露出来”[3]，吴天明曾这样评价自己和他的作品。从他的作品中，确实能够真切感受到他那热切的入世情怀。 　　吴天明电影的人民性，首先体现在对百姓疾苦的深度观照上。20世纪80年代初，吴天明首次独立执导电影《没有航标的河流》。彼时的中国，虽然已经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但旧的思想、观念并未能迅速涤除，依旧或隐或显地制约着社会的方方面面。所以，当吴天明决定拍摄《没有航标的河流》时，质疑声便四起。有人提出盘老五就是一个带有流氓习气的顽劣放排汉，也有人认为作品中赵良说“每年农忙时节，我家总要吃斤把子酱油”是给社会主义抹黑等等。但是，吴天明最终顶住了压力，奉献了一部不回避生活既定的矛盾性、复杂性，主题深刻、思想丰厚的难得佳作。影片以潇水上三个放排汉――盘老五、石牯、赵良，以及与之关联在一起的吴爱花、改秀、老魏头、徐鸣鹤等人物形象，展现了极左思想影响下民不聊生的社会图景。 　　如果说电影《没有航标的河流》是对中国百姓过往苦难的追忆，那么《老井》《人生》展现的则是中国农民彼时正在经受的痛楚。电影《老井》反映的是我国西北地区百姓饱受干旱折磨的悲惨生活，“累断腰，渴死牛。有女不嫁老井沟。一茬茬后生们，打光棍，打伙计，弟兄合用女人，脸红哩，羞哩！给祖宗丢人败兴哩！咱村孙段李赵几大门宗，死在打井上的海啦！”影片中万水爷在募捐打井款群众大会上的这段悲壮台词，道出了缺水给当地百姓造成的巨大苦难。根据作家路遥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人生》，将镜头对准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城乡“交叉地带”。随着城乡二元制结构因改革开放而逐渐松动，新与旧、文明与愚昧、现代意识与传统观念在这一地带激烈碰撞。 　　吴天明电影的人民性，也体现在对担??意识和责任感的歌颂上。责任与担当在吴天明这位导演身上被诠释得淋漓尽致，亦在他的作品中演绎得轰轰烈烈。《非常爱情》中舒心对于田力十年如一日的悉心照料，是家庭层面的责任与担当；《老井》中村民为完成祖祖辈辈的打井事业不惧生死、前仆后继，是集体层面的责任与担当；《首席执行官》中海尔人为实现民族工业振兴而进行的艰苦卓绝奋斗，是国家民族层面的责任与担当。《百鸟朝凤》中焦三爷和游天鸣为传承唢呐技艺的坚守与抗争，是历史和未来层面的责任与担当。对于这些可敬的民族脊梁，吴天明从不吝惜掌声。 　　二、 不从流俗的创作坚守 　　对于我国当前文艺界存在的“搜奇猎艳、一味媚俗、低级趣味，把作品当作追逐利益的‘摇钱树’”[4]等不良现象，吴天明导演有着强烈的切肤之痛，一直以来都在与之抗争，并竭力改变之。在拍摄电视剧《都市情感》时，吴天明曾痛心疾首地对剧组人员说：“中国目前的社会风气，尤其是我们身处其中的影视界的坏风气，已经严重地影响到影视作品的艺术质量……有些人脑袋成了一盆糨子，稀里糊涂；也有许多混混儿，毫无敬业精神，捞一把钱就走；还有的坑蒙拐骗，丧失人格。”[5]吴天明认为文化人虽然不可避免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