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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矿业区域城镇化进程中能源消费的研究 　　摘要：矿业城市在中国的一次能源供给和工艺原材料提供方面起到重要的作用，在国家的经济发展和能源体系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和中国的其他地区一样，矿业区域正经历着城镇化大潮。选用STIRPAT模型，研究2005―2011年矿业区域城镇化和其他因素对能源消费及其引起的碳排放的影响，发现城镇化是影响能源消费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城镇化；能源消费；STIRPAT模型；矿业区域；碳排放；低碳经济；矿产资源；一次能源；工业原材料 　　中图分类号：F29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5）01-0052-05 　　一、引言 　　中国是全球少数矿产资源种类齐备且储量丰富的国家之一。已发现的171种矿产资源中包括原油、天然气、煤等能源矿产，铁、矿、铝等金属矿产，以及石墨、磷、硫等非金属矿产。这些矿产资源提供了中国近90%的一次能源和近80%的工业原材料，在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1]。 　　中国的矿产资源分布广泛但所在区域相对集中。煤炭主要集中于山西、陕西、内蒙古、吉林等省份；陆地石油主要分布在新疆、黑龙江、陕西、山东、四川等省份；铁和铜主要分布在辽宁、河北、江西、云南、甘肃和安徽等省份。结合主要矿产资源的地区分布，本文按照国家计委宏观经济委员会给出的界定方法，根据各省采矿业从业人数占全部从业人数的比重划定了省级的矿业区域。 　　与中国其他地区一样，矿业区域正处在强劲的城镇化进程中。城镇化是实现经济增长和工业化的重要因素，加快城镇化已成为我国确保经济持续发展的优先国策，中国目前正处于城镇化快速发育时期。据预测，到2025年中国95%的国内生产总值将由城镇经济产生[2]；到2025年城市化率将快速攀升至65.4%，城市人口将增至9.1亿[3]。城镇化不仅意味着劳动力从农村向城镇的转移，更意味着经济活动和生活方式的改变。这些变化对能源消费以及碳排放产生着巨大的影响。一方面，城镇化带动的基础设施建设、交通运输增长以及家庭消费增长可能引起能源消费及相应环境排放的增加；另一方面，城镇化带来的先进生产方式可能带来规模经济效应，而减少能源消费，进一步减少负面环境影响。近年来，很多国外学者对城镇化与能源消费及其产生的环境影响间的关系作出了研究。一些学者发现城镇化导致能源消费增加，产生更多排放[Cole和Neumayer（2004）[4]；Jones（1991）[5]；York（2007）[6]；Holtedahl和Joutz（2004）[7]]。相反的，另外一些学者认为城镇化和城镇密度改进了公共基础设施的效率，进而降低了能源消费、减少了排放[Chen等（2008）[8]；Liddle（2004）[9]]。还有学者认为二者之间的关系在不同国家会有不同的反映：Poumanyvong和Kaneko（2010）[10]发现城镇化对能源消费的影响在经济水平不同的地区有所不同；Liu（2009）[11]发现城镇化对能源消费有正向影响，但影响的重要性递减，他将这种减少归结于产业和技术结构的改进以及对资源更为高效的利用。 　　国内的学者也进行了不少相应研究：张晓平（2005）[12]在分析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能源消费时空特征的基础上，认为城市化是影响我国能源消费总量增长和能源消费区域差异的主要因素之一。郑云鹤（2006）[13]通过建立中国能源消费与工业化、城市化与市场化之间的回归模型，指出目前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会导致能源消耗的增加，为市场进程的推进则会导致能源消耗的降低。刘耀彬（2007）[14]在向量自回归模型的基础上，运用Granger因果关系和协整分析，分析了我国1978―2005年城市化与能源消费之间的关系，并利用因素分解模型定量测算出城市化对中国能源消费的贡献份额。 　　二、城镇化对能源消费及碳排放影响的模型 　　（一）STIRPAT模型 　　STIRPAT模型由等式I=PAT演化而来。IPAT模型由Ehrlich和Holdren（1971）[15]在20世纪70年代的初期最早提出，用于描述人口增长对环境的影响，式中I表示环境影响、P代表人口规模、A代表富裕程度、T代表技术水平。此模型是研究环境影响的影响因素和人口效应的有效工具，但该模型只适用于分析单位弹性的影响因素，局限性较大。Dietz和Rosa（1994）[16]对IPAT模型改进为随机模型――STRIPAT模型，克服了上述缺陷。模型的表达形式如式（1）： 　　Ii=aPibAicTidei（1） 　　改进后的模型保留了原IPAT等式的乘法框架，加入了常数项a，随机干扰项e和人口规模、富裕程度、技术水平对环境影响的弹性系数b、c、d，使模型适用于影响因素非单位弹性的情况，大大拓展了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