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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研究咨询先行者的光辉典范 　　一 　　 　　2007年11月7日，在这个被一些人们淡忘的伟大十月革命90周年纪念的日子里，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成百上千的首都各界人士，在庄严肃穆的八宝山大礼堂为老一辈革命家和中国最优秀经济学家之一的马洪同志，隆重地举行了遗体告别仪式。 　　看着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安详地躺在苍松翠柏之间的马老，我心中充满了无限的哀伤。 　　我是从1993年底开始就一直在马老领导下工作的。作为在马老身边工作和成长长达14年多的助手和晚辈，我对马老充满了最衷心的崇敬和最深切的怀念。尽管在这次遗体告别仪式上为马老盖棺论定的生平简介中，没有出现有关综合开发研究院的任何文字，但是几乎所有熟悉马老的人都知道，马老最后十多年的生命轨迹更多是与他所创建的这个中国第一家全国性新型民间研究机构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也可以说，这个已经发展成为国内外重要研究咨询机构且被誉为“中国脑库”的综合开发研究院，是马老一生最后心血的结晶，是马老对中国改革开放和民族复兴事业最后的重大贡献。 　　 　　二 　　 　　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政府和企业的行为开始发生根本性变化。面对错综复杂、竞争激烈且日益全球化的市场经济环境，中国各级政府的领导人和企业家们都越来越深切地认识到，单凭已有的经验和自身的能力已经很难做出科学决策了。于是，学习国外经验，建立具有独立和客观公正地位、能够为政府和企业科学决策提供重要咨询意见的“脑库”智囊机构，已经成为大势所趋。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以下简称研究院）就是在这样背景下出现的产物。 　　时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的马洪同志，在发起创建研究院过程中发挥了至为重要的关键作用。他不但在当时中央主要领导的支持下，与时任深圳市委书记的李灏、著名经济学家蒋一苇等一些同志共同克服各种困难，策划、组织和推进了研究院的建立，而且还与其他同志一道十分明确地提出了“民间性、自主性、开放性、公益性、综合性”的办院方针，明确了研究院的长期目标就是要建成中国的“兰德公司”，要成为能够为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及企业提供科学决策的最重要研究咨询机构。这一具有远见卓识的战略举措，得到了国内众多政府官员、学者、企业家和社会活动家的热烈赞许和积极支持。1989年2月，一个新型的脑库机构在改革开放的前沿深圳经济特区诞生了。 　　尽管创办研究院时马老已年近七旬，而且已经是曾任中国社科院院长和时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的高级领导人，但是他为创办这个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前例的研究咨询机构，不辞辛苦、亲力亲为、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在研究院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期都始终带领大家克服困难，勇往直前。 　　建院初期，他不但为研究院制订了正确的发展方向，而且与全国各地应聘来到研究院创业的志愿者们见面谈心，亲自考察研究院的院址，筹划研究院的经费来源，审定研究院建设的规划，亲手制订研究院的规章制度和管理办法，甚至冒雨看望最早来到研究院创业住在安置区铁皮房中的员工和家属。 　　1992和1993年，在研究院发展最困难的时期，又是马老与李灏同志一道，为如何办好这个研究院上书李鹏总理，在李鹏同志的大力支持下，国务院办公厅史无前例地为这样一个民间研究咨询机构的发展问题给国家11个部委和深圳市下发了正式文件，从而使研究院的发展得到了政府支持的根本保证。 　　同时，为了从根本上解决研究院今后长期发展问题，又是马老亲自在北京和深圳等地物色和延揽研究院的关键领导人才，解决研究院的领导班子问题，并且亲自找到深圳市主要领导反复商量。我就是那时由深圳市委主要领导推荐给马洪同志的。说实话，我作为深圳市委的副秘书长，根本就没有考虑过到这个当时发展十分困难，几乎一无所有的机构来做秘书长主持工作。马老不但亲自与我通电话，还派人来反复做我的思想工作，后来又专门约我到北京他在中南海的办公室中去谈话。那是我第一次与这位声名远播、德高望重的老人家见面，他那种全心全意为研究院发展着想的精神、平易近人的风格、坦诚亲切的人格魅力，一下子就打动了我。平心而论，我后来自愿到研究院来工作，而且全力以赴、鞠躬尽瘁，完全是因为马老的精神和人格感动了我，折服了我。 　　说起来还有一个细节，我第一次与马老谈话，就向马老讲了要我来主持工作的“约法三章”，大意就是应当充分信任我，放手让我大胆工作。马老当时就拍板同意，而且后来也一直是这样遵守诺言的。我以为正是马老这种用人不疑，充分信任，大胆放手、全力支持的领导风范，才使我在主持研究院工作的十三年半里，能够克服重重困难，为研究院的发展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而且也正是马老及院常务理事会其他同志，在研究院发展的每个关键环节，对我和研究院工作班子的正确领导和大力支持，才使研究院得以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发展壮大成为享誉国内外的“中国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