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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类学研究范式的发展和反思 　　摘 要:中国人类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历史性的变革过程。从西方人类学家的研究开始,中国社会的人类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比较系统的过程,人类学研究中的中国范式也在逐步确立和完善。在这种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不断理解之中,对中国社会的“文化自觉”得到了注重,人类学理论得到了升华,本土人类学理论在逐渐成熟和完善。 　　关键词:研究范式;反思;本土化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09)04―0119―04 　　 　　一、中国人类学研究范式的发展史 　　 　　1.初期本土人类学社区研究的范式 　　半个世纪以前的人类学者认为,以简单的社区研究的民族志方法就可以找到中国社会学理论发展的路径,可以对中国进行很好的探究。而在此后,汉学人类学者已经逐渐意识到中国社会的复杂性以及在对简单社会研究中发展起来的传统民族志方法的局限性。于是,越来越多的汉学人类学者试图在民族志和田野工作的基础上考察中国社会和文化,也就是在社区中考察当地的社会文化与超当地的社会文化,并力图理解二者的互动关系。这种人类学方法受到英国功能主义的深刻影响,对中国本土研究功不可没。 　　在对中国的研究之中,本土人类学的研究应该说是相对较早的,费孝通、林耀华、田汝康等一批学者首先开始运用功能主义的民族志与田野调查的方法对中国少数民族和乡村地区进行研究,对经济制度、家族制度和信仰仪式等各方面运用民族志的方法进行了描述。费孝通首先接受了功能主义人类学的影响,他从村落调查开始,通过小城镇到区域经济的研究,再到全国一盘棋的整体模式研究,构造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在对中国乡村社会的研究基础上,他提出了中国本土化的“差序格局”、“文化自觉”等研究范式。另外,他非常注重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认为知识要学以致用,志在富民。林耀华也接受了当时功能主义的分析思路,对中国的亲属和家族制度做了详细的民族志描述,他的作品《金翼》以小说的方式,以自己的家族为背景,深刻全面地反映了闽中山区一个大家族的兴衰荣辱。田汝康通过对云南少数民族村寨的研究,为田野调查的研究开辟了另一种视野,他通过对村落的总体运作和社会活动的研究来考察社会的交换,他的研究不仅具有方法论的价值,也是一份珍贵的文献。早期的人类学家走出了一条宽广的村庄民族志的道路。 　　2.中国研究中的宗族范式 　　中国基本上是由血缘和地缘关系组织起来的社区,其中血缘关系占据主要的地位,这决定了农村早期的基本社会结构。这种结构一直影响到今天。因此宗族研究的进入模式是中国社会研究必不可缺的,也是后来人类学研究的重点和田野调查中不可忽视的方面。关于中国社会的宗族研究,弗里德曼对中国本土研究影响颇大。他将非洲世系群模式转换到中国汉人社会的宗族研究之中,在社会人类学关于非洲的“宗族范式”的基础上发展出了中国宗族的范式。虽然在中国的研究中体现了一些文化的本土特色,但他没有摆脱当时人类学主流理论的限制,依然把宗族的发展看做是脱离国家之外的一个社会共同体组织。弗里德曼认为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发展较之北方更为勃兴,是因为中国东南作为一个“边陲地区”远离中央集权中心,从而使宗族组织的发展获得了广阔的制度空间。 　　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农村宗族在一些地区开始复兴,吸引了很多研究者的目光,其中汉学人类学家也在不断地挑战弗里德曼的宗族研究范式。对于改革开放后农村宗族组织重建的原因,有不少学者进行了讨论。王铭铭从人类学功能主义视角出发,认为宗族的复兴是因为宗族能够满足农民在生产、生活及精神上的某些需求。钱杭在社会文化层面上分析了宗族构建起农民的共同价值源泉。肖唐镖从国家―社会的视角描述宗族对乡村政权的危害等。从目前对宗族的研究看,主要存在两种倾向:一是较为传统的政治史论,将宗族看做是封建统治的基础,视族权与政权、神权、夫权同为压迫农民的工具。二是受西方人类学宗族模式和国家与社会理论框架的影响,将宗族看做是政治国家之外的自生的社会共同体。这两种看法都是在国家和社会之下来看待宗族的,其研究以宗族对社会的影响和宗族与国家政权的互动关系为主。弗里德曼的研究在无形之中给宗族研究制定了一个框架,在这个框架之下宗族研究展开了一系列的再研究。 　　3.施坚雅为代表的区域市场体系理论 　　施坚雅运用经济地理模式的分析方法来研究中国社会,以基层市场共同体作为分析中国社会的基本单位,试图突破对社区和村落的研究,从连接村落和大型社区组织的市场入手,用一种形式主义的研究取代了实体主义的以村落为单位的研究。施坚雅将农村集市层级概括为“市场共同体”及地理学的正六边形结构,这一理论在学术界产生了相当影响,被区域社会经济的研究者广泛运用。其关于中国农村市场和社会结构的专论,重点论述了20世纪初至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