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廉政建设思想及其现实意义.doc

中国共产党的廉政建设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摘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艰苦奋斗、清正廉洁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重要目标。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廉政思想为指导，以中国廉政历史文化为基础，结合中国实际国情，提出了廉政建设要依靠人民群众，要加强制度建设，建设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廉政制度等思想，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廉政建设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廉政建设理论。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廉政；意义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475（2016）06-0006-02 　　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为新时期党风廉政建设指明了方向。 　　一、中国共产党廉政建设思想的理论来源和文化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分析了人类历史上贪污腐败、以权谋私的经济政治原因，论述了预防和制止腐败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私有观念的产生和发展是发生腐败现象的重要原因。他们指出，共产党人要和私有制决裂，要同私有观念决裂，以此消除腐败的经济根源。马克思恩格斯还认为，国家从社会中分化出来后，掌握了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权力，并且日益成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异己力量，脱离了社会的制约，导致了公共权力的异化，使“社会的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人”，使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的工具，异化成为少数人谋私利的工具。要消除腐败现象，必须打碎旧的剥削阶级国家制度，建立新型的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政权机关。这个政权应当是国家公职人员实行低薪制、普选制、监督制、罢免制等思想，防止国家机关工作人浮于事和工作人员腐化变质。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我国一些开明的统治者和先进的思想家也提出了清正为官、廉洁从政的思想，建立了督促官员廉洁勤政的规章制度。中国历朝历代统治者制定了严刑厉法、惩治贪污腐败，督促官员恪尽职守、勤勉廉政。从《秦律》《汉律》到《大明律》《大清律令》，惩治用人不善、玩忽职守、贪赃枉法越来越具体、越来越严厉、越来越规范。在秦朝，中央政府设立了专门的监察机构，自成系统、垂直领导、直接对皇帝负责，监察中央百官和郡县官吏的政务和廉洁情况，并且一直延续到明清，形成了多元多轨的监察制度。汉朝建立了回避制度，规定“宗室不宜典三河”“王舅不宜备九卿”“中官子弟不得为牧人职”，经过历朝历代的不断完善，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地区回避、亲属回避、师生回避、科举回避、诉讼回避等制度，形成了地方官员的定期交流轮换制度。 　　二、中国共产党的廉政建设思想的历史演进和主要内容 　　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毛泽东高度重视执政党和新生政权建设，坚决反对奢侈浪费和贪污腐败，积极营造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有效地加强了执政党建设、巩固了新中国政权。毛泽东廉政建设思想体现在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和通过走群众路线、开展群众运动推动廉政建设。毛泽东指出“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1]（P.144）。毛泽东还创造性地提出了通过开展整风运动、整党运动，对党员群众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提高党员群众的思想觉悟，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抵制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攻击；提出了通过群众路线和群众运动，发动群众揭发、检举和监督党员干部的违法违纪行为。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针对群众运动对党和国家民主生活的冲击、对法治和权利的践踏、对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推波助澜等危害，明确提出了“在党的建设上走出一条不搞政治运动，而靠改革和制度建设的新路子”[2]（P.489），制定了《关于党内若干政治生活的准则》《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关于严禁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决定》等党内法规，有力地推动了反腐倡廉制度建设。邓小平明确指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要反对各种政治上经济上的特权，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健全民主制度和相关法律，完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邓小平指出，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和组织部门要“维护党规党法，切实把我们的党风搞好。对于违反党纪的，不管是什么人，都要执行纪律，做到功过分明，赏罚分明，伸张正义，打击邪气”[3]（P.10）。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后，江泽民提出了实行“收支两条线”、管好党政领导机关和司法执法部门和从党的高级干部做起等思想，提出了“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廉政建设方针和原则，明确了“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部门各负其责、依靠群众支持和参与”的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在推动党风廉政建设上，江泽民要求党的高级干部要以身作则，做遵纪守法、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表率，坚决制止高干子女经商、取消对领导同志少量食品的“特供”、严格按规定配车、禁止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