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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生“减负”问题的再认识及有效推进策略 　　中小学生“减负”问题，虽已不是新话题，但“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却一直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近年来，教育部及各级教育主管部门都高度重视，出台了不少有关“减负”的政策及整治举措。但时至今日，中小学生“减负”问题却依然困难重重，依然是困扰我国基础教育改革发展的顽疾！这种状况不得不让人们追问：“减负”减了这么多年，究竟难在哪里？症结在哪里？采用何种策略能够有效推进“减负”且取得实际成效？ 　　一、关于中小学生“减负”的追问 　　关于中小学生“减负”，人们已从多视角或多维度展开分析探究。在此，我们暂不论“减负”的目的、任务等方面的内容，而是要审慎地追问如下问题： 　　其一，“减负”是“减少”还是“减掉”？抑或兼而有之？这决非是在做文字游戏，而是直接反映出人们如何认识“减负”以及如何开展“减负”等关键问题。如“作业量过多过重”，有些地方采取“减少”的方式，包括课堂作业、课余和家庭作业等都适量“减少”，而有些地方则采用“减掉”的方式，如强制性地规定不允许布置课外或家庭作业或规定所有作业都要求在课堂内完成等。虽然这两种方式都具有“减负”的效果，但体现出的政策价值及所造成的教育影响等方面还是存在诸多差异的。如对那些没必要重复的或完全是无效重复的课余或家庭作业，就应“减掉”，但决不能理解为禁止或不允许布置课余或家庭作业！实际上，课余或家庭作业是学生学习活动的基本方式和途径，也是学生“学会学习”的一种组织方式。而“作业量过多过重”，其关键并不在于是否布置课余或家庭作业，而在于如何布置和如何让学生在这些作业方式中学会“如何学习”。所以，“减少”还是“减掉”，需应审慎地分析决策。 　　其二，“减负”减多少是适宜的或不需要再减了？其实这是自“减负”以来一直困惑和纠结的问题。“多”了就减！可以说是人们对待“减负”所持的较普遍的观点和态度，但问题是中小学生的课业负担究竟“多”在哪儿？“多”了多少？如何衡量或判断？等等。这些直接关涉“减负”能否有效推进的关键问题，却一直被“悬置”或“有意模糊”，所以，“减负”减了这么多年，至今仍难以确定究竟“减”多少是适宜的。而值得惊异的是，在缺乏“减”多少是适宜的衡量标准或指标体系的情况下，减负却开展得“轰轰烈烈”。这种情形，我们不得不追问，“减负”是否需要可以衡量或判断的指标体系？如果不需要，又是如何判断减多少是适宜的？主观的定性判断还是经验性地认定？上述问题如果不能科学合理地解决，确实难以顺利推进“减负”，当然也难以获得实际成效！ 　　其三，所有中小学生都“超负”还是部分或个别的中小学生“超负”？这是我们分析和认识“减负”不得不追问的问题。从政策意义上讲，“减负”是面向所有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的现实而提出的，具有概括性、普适性和原则性等特征，难以具体地区分指向哪类或哪些学生；但从实践意义上讲，“减负”政策必须转化为具有现实操作性的实施方案，因而，必须在观念上清晰如下问题：①如果所有中小学生都“超负”了，那么，判断的依据是什么？②假如所有中小学生都“超负”了，是否存在群体间的差异？如“学业不良学生或待优生”与“学业优良或优秀学生”之间是否存在群体差异？③是否存在性别差异或个体差异？等等。如果不能科学合理地解决上述诸问题，就容易把“减负”简单“划一”，“减负”就缺失了差异性和公平性等原则要求。虽然我国的中小学教育尚不能满足“因材施教”的要求，但在决策“减负”的相关政策时，决不应忽视学生群体、性别以及个体间的差异，否则，“减负”极易被概念化、口号化，缺乏必需的现实性、针对性以及差异性。 　　二、关于中小学生“减负”遇到的困难及其归因的再认识 　　从收集到的关于中小学生“减负”的相关研究资料和文献来看，人们对“减负”中遇到的困难及其产生这些困难的原因作出了多维度的解释。但这些困难与“减负”之间究竟是因果关系还是相关关系？是直接关系还是间接关系？人们如何认识所遇到的困难？又是如何对产生这些困难进行归因的？这些归因是否合理？带着这些疑问，我们主要对如下方面展开反思性的分析和再认识： 　　其一，过分追求升学率。人们所以把“过分追求升学率”视为“减负”遇到的困难，其原因在于：①虽然许多研究者及教育者都强烈地批评“过分追求升学率”，但“升学率高就是好学校”却是社会及家长衡量或判断学校办学“质量”优劣或“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准。这种观点及标准内在地确立了“减负”必须遵从的准则：“减负”不能降低升学率。如果学校因“减负”而降低升学率，不仅会受到家长的批评和指责，也会受到社会的质疑以及教育主管部门的“质量问责”。②虽然“择校”问题表面上是家长和社会对优质教育的追求，但实质上体现的是消费主义教育观以及对“升学率”的功利主义追求左右着家长和社会对学校的评价和选择。如果学校升学率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