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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宪法宣誓制度的效力探析 　　【摘要】以宗教信仰作为形式支撑，以道德自觉作为内在驱动，以法律规范作为外在约束的宪法宣誓制度，必然会产生一系列效力。从应然上看，其多表现为增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权力转移的合法性和严肃性，提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守法意识和责任意识，促进宪法的贯彻实施等。然而，由于该制度在我国尚处于初步确立阶段，在效力发挥上难免会存在诸多不足。为此，我国应从明确宪法宣誓活动的法律效果，规定宣誓失效及宣誓失信时的补救措施和责任承担机制等方面对其予以完善。 　　【关键词】宪法宣誓；效力的渊源；应然效力；不足；完善 　　中图分类号：D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5）12-085-03 　　所谓宪法宣誓制度，一般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就职前，在特定公开场合宣誓，表明忠诚于宪法和法律的一项制度。从全球的视域来看，宪法宣誓制度早已有之。一般认为，该制度最早可追溯至1215年英王约翰以宣誓的方式表示遵守《自由大宪章》的行为。在之后的数百年，多数国家都纷纷确立了这一制度。据学者统计，截止2014年，全世界已约有174个国家通过宪法或者宪法性文件规定了宪法宣誓制度。2014年10月，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对确立宪法宣誓制度提出了要求，该决定规定：“建立宪法宣誓制度，凡经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或者决定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正式就职时公开向宪法宣誓。”2015年7月，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实行宪法宣誓制度的决定》则以专门文件的形式，对我国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制度的主体、誓词、程序等内容予以了规定。至此，该制度在我国得以正式确立。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以宪法为实体依托的宪法宣誓制度也势必会涉及到效力问题。而从理论上探析，我国宪法宣誓制度的效力应包括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即该制度效力产生的原因和存在的基础――效力的渊源；第二个层面即该制度效力的应然表现――应然效力；第三个层面即在我国该制度在效力发挥上存在的问题及相应的完善对策。 　　一、宪法宣誓制度效力的渊源 　　所谓宪法宣誓制度效力的渊源，是指宪法宣誓制度之效力产生的背景及动因。宪法宣誓制度的效力不是凭空出现的，在宗教信仰、道德自觉以及法律规范等方面都有其深刻的内在渊源。 　　（一）宗教信仰的形式支撑 　　“盖宣誓，源于宗教信仰，基于人类对神忠诚之精神而产生。”宗教信仰作为一种具有超越性的人生终极价值，深植于信仰者的心灵深处，为人生提供着终极的基础和价值体系中的“应当的应当”。信仰者对于世界和人生的理解的选择、价值标准的选择和生活态度、生活方式的选择都要受到宗教信仰的影响。宣誓作为宗教信仰的一种外化形式，是各种仪式上信仰者表明内心信仰的最为常用的方式。通过宣誓的庄重感和仪式感，能进一步强化宣誓内容在信仰者内心的神圣地位。而无论是东方社会，还是西方社会，宗教都曾在社会文化观念的形塑中扮演过重要角色，并成为各国文化最深层次的基因。与此同时，宗教信仰的外化形式――宣誓，也同宗教信仰一道，成为各国文化不可剥离的一部分。人们坚信，宣誓这一活动形式本身即是神圣的，通过宣誓表达出来的东西是不可违拗的――即使宣誓的内容不再是宗教信仰。正是基于这个原因，政教分离的现代化国家，也会借助于宣誓这一形式来强化和外化某种内在的理念，其中就包括宪法宣誓制度。由此，可以说，宗教信仰本身可能已经远离了政治，但其遗留下来的宣誓这一外化形式却已被借用到现代政治生活之中。 　　（二）道德自觉的内在驱动 　　如果说在前现代化时期，“人们发誓并不是出于道德的原因，而仅仅出于盲目的迷信”，那么在宗教及迷信思想已经式微的现代国家，宪法宣誓的基础则应为道德自觉。道德自觉是生活在一定道德中的人对自身道德的“自知自明”，具有自主认同性、自我批判性和自控性等特性。其中，自主认同性意味着每个群体都会形成特定的道德规范，而生活在群体中的个体则会建立起对本群体道德的自主认同；自我批判性意味着人们会不断审视和反思自己的道德缺陷，完成道德的自我扬弃；自控性则意味着人们能够基于自控和自我约束将道德的意识转化为道德行为，完成从意识到行为的“飞跃”。道德自觉的前述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其在指引人们行为的机理上与法律是不同的――其无需外在监督和强制就能让人们认同、遵守和践行特定的道德规范。由此，其可以弥补法律之不足，并成为宪法宣誓制度得以发挥效力的内在驱动力量。 　　（三）法律规范的外在约束 　　通过对世界各国宪法宣誓制度的考察，可以发现，效忠、维护或捍卫宪法是所有国家宪法宣誓誓词的主要内容。宪法不仅构成了宪法宣誓制度的核心，也是宪法宣誓制度的正当性渊源。对此，我国的宪法宣誓誓词亦规定宣誓人要“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维护宪法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