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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公民治理在社会管理创新中运转的可能性与可行性论析 　　 〔摘要〕 对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探索是社会管理创新的活力源泉之一，也是社会管理工作的重点与难点。当前，在社会管理创新中践行中国特色公民治理具有可行性。但我国在探索中国特色公民治理模式的过程中存在着对公民主体资格认识不清、公民话语权缺失、公民能力有待提高、社会自治组织发育不完善等障碍。今后，在社会管理创新中，在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培育社会组织、加强公民教育、培育公民能力的基础上，以基层社会合作治理为突破口，是践行中国特色公民治理的可行性路径。 　　 〔关键词〕 社会管理创新;中国特色;公民治理;基层社会;合作治理 　　 〔中图分类号〕D52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4）01-0049-0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城乡结合部社会管理路径创新研究”（13BZZ036）;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党代表任期制的理论与实践研究”（11BDJ020）;江苏省邳州市科技镇长团专题调研项目 　　〔作者简介〕史云贵，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冉 连，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四川成都 610064。 　　社会管理创新作为维护基层社会稳定和实现善治社会的调和剂，在处于社会转型攻坚时期的中国，已成为我国党和政府工作的重心与焦点。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转型期，同时也是社会矛盾的凸显期，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潜在因素。因此，通过社会管理创新不断完善基层社会治理，形塑具有中国特色的公民治理构架，对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进程，实现现代国家与现代社会有机衔接和良性互动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一、公民治理是社会管理创新的基本要求与治理方向 　　 “公民治理理论”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由美国学者博克斯提出的以“公民中心”为治理导向的社区治理模式，它重构了公民、代议者、公共服务职业者的角色定位，打破了以往政府绝对主导公共决策的制定和操作的局面，强调“公民本位”的治理价值观。在社区治理中，“公民成为社区的治理者而非消费者;选任官员的作用在于协调公民参与治理的种种努力，而不是替他们做出决策;实践者关注的焦点是帮助公民实现其社区治理目标，而不是着力控制公共权威机构。”lt;supgt;〔1〕lt;/supgt;公民成为社区真正的主人，自行管理社区和积极参与公共事务，抵制国家和州政府以及本地政治、经济精英对地方公共政策过程的控制，回归创建国家时社区治理的历史价值，即“地方控制而不是州或国家级控制的公共治理;小而富有回应性而不是庞大臃肿的政府;公共服务职业者是公民的咨询者和帮助者，而不是公共组织的控制者。”lt;supgt;〔2〕lt;/supgt;博克斯的公民治理理论意在倡导公民直接参与公共事务，在基层社会实现最大限度的“强势民主”。巴伯认为，“强势民主不只追求选票，而且要求有好的理由;强势民主不仅仅追求对事物的看法，而且也重视理性的辩论。”lt;supgt;〔3〕lt;/supgt;公民治理所彰显的直接民主，就是要求公民以社区为载体，通过对社区公共事务自主性治理的民主实践成为社区的真正主人。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同时也是建设小康社会最重要的阶段，如何最大限度地增加社会和谐因素、排除社会不稳定因素就突出地摆在党和政府面前。可以说社会稳定与否与社会管理状况具有直接关系，社会管理水平的高低已成为政府政策合法性、公民满意度、社会管理格局、社会稳定度的衡量标准。2004年6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2009年党中央把“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三项重点工作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纲领。“十二?五”规划纲要中也专门强调了“完善社会管理格局，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形成社会管理和服务合力。”党的十八大进一步明确指出，要通过社会管理创新“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为基础的“五位一体”的社会管理体制。 　　 “社会管理的重点难点在基层，活力源泉也在基层”，“要以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城乡社区为重点，以加强党的建设为根本，进一步夯实基层基础，把社会管理服务的触角延伸到社会的末梢”。lt;supgt;〔4〕lt;/supgt;近年来，基层社会治理中诸如官民矛盾、公民政治冷漠等问题已经严重损害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进程，也严重威胁到中国特色公民治理的效果。基层社会是公民进行民主政治实践的试验场，也是社会转型期矛盾的最大存储地，基层社会治理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国家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