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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数字出版现状比较给我国出版业的启示 　　网络技术的兴起和它在出版领域的应用，促使出版业向数字时代转移，从而迎来了出版业的第三次革命。而曾经以活字印刷引领世界，以汉字激光照排技术改变中文乃至东方语言出版形式的中国，能否在这第三次出版业的革命中缩短与国外出版大国的差距，实现数字出版的飞跃，值得从业者深思。目前，我国的数字出版发展还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但我国的数字出版业也具有自己鲜明的特点。比较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在数字出版各个方面的差异，有助于我们及时发现问题，调整方向，发挥我们的优势，从而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数字出版产业。 　　 　　一、出版主体 　　 　　中国数字出版的驱动者是拥有技术和信息服务平台的集成服务商，而不是出版商。他们与出版商之间最多是一种利益上的版权处置关系，即出版社授权同意由这些集成服务商对印本出版物，包括图书和期刊进行数字化。因此，尽管目前我国出版物的数字化水平远远高于发达国家，但真正由出版社作为主体的数字出版物还甚少。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首先是数字出版对传统出版产生了一定冲击，部分传统出版业的客户转移到了数字出版业。由于担心数字版本影响纸质版本的发行，出版社、杂志社不愿意发行数字版本。其次，网上盗版的危害使许多传统出版社和杂志社对数字出版兴趣不高，对涉足数字出版业忧虑忡忡。再次，我国传统出版商分散化、小型化，难以形成规模经济，而这种实力也限制了其作为数字出版主体的可能性。 　　发达国家数字出版的出版主体主要是出版社。由于国外数字出版起步早，市场较为成熟，出版社(出版公司)对数字出版产业的运行较为熟悉，敢于参与数字出版。加之国外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较为完善，政策法规完备，执法更为严格，因而出版社敢于将作品数字化，并通过网络扩大收益。此外，通过资本运作，发达国家形成了一些具有雄厚实力的出版集团，一个集团经营成千上万的图书与杂志的情况比比皆是。高度集中的出版力量较容易形成规模经济，有利于数字出版物的推广。目前，发达国家的出版社大多采用股份有限公司的形式，其中有的是上市公司。如美国三大教育出版集团――培生教育出版集团、麦格劳?希尔出版集团、汤姆森出版集团――都是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这类出版企业的市场销售总额约占发达国家出版市场的90％左右。可以说，发达国家出版业的产业集中度是相当高的。 　　 　　二、产业链条 　　 　　著作权人、数字出版商、技术提供商、网络传播者及读者构成了数字出版产业链的主体。而我国数字出版业尚没有形成完整的数字出版产业链条。对于出版业而言，数字出版的内容资源与载体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分离的。对于拥有内容资源的出版社(著作权人)，由于还有垄断利润可获，出版商并没有发展数字出版的内在动力。而对于数字出版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集成服务商(提供技术解决方案、并开展网络传播的数字出版商)来说，企业之间未能形成合理分工，每个企业都试图“通吃”，未能专注于自己的优势领域。同时，由于数字作品的版权不能得到有效保护，著作权人的权益得不到保障，网络传播商没有取得有版权的数字作品的合法传播权，再加上广大网民缺乏良好的版权保护意识以及正确的数字消费观等，导致我国数字出版产业链仍不完善，无法进行正常的产业循环，数字出版业难以得到健康发展，数字出版在很大程度上仍是将传统出版物数字化而非真正意义上的数字出版。 　　国外的数字出版产业链则较为成熟。大型出版集团拥有丰富的内容资源，资金、技术实力雄厚，市场占有率高。这些集团根据市场需求和自身条件，不断推出一系列高质量的数字出版产品。此外，他们还将产业链扩展至电视、电影、游戏等一系列领域。除了出书，赢利的另一部分来自出售书的内容，如出售书的电影、电视版权，推销书籍的国际版权，经销与书的内容相关的产品。许多西方出版社坦言，如果没有这些方面的收入，它们将无法维持经营。比如《侏罗纪公园》一书的电影版权费就高达250万美金。而2005年好莱坞大片《金刚》上映之际，《金刚》游戏也随之推向市场，二者相得益彰，大获成功。国外出版集团延伸产业链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三、管制与引导 　　 　　由于我国政府对出版社实行审批制，因此只有具备合法出版资格的出版社才有权利开展出版业务。现行体制对出版界的束缚则使得数字出版的多元化机制遇到困难。这种制度在网络环境下将遭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在原先制度规定下，出版物事实上被人为地划分成了公开出版物与内部出版物，而实际上在网络环境下，已经很难实现真正的甄别。2004年《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发展报告》认为，针对数字出版现有的法规政策和监管有三个方面的情况，一是监管主体过多，职责交叉重叠；二是数字出版的概念较窄，影响监管；三是相对技术的高速发展，监管手段滞后。笔者认为，当前数字出版发展的一个重要瓶颈是利益分配，政府在这方面的管理还有待加强。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