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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程的人性修养心思想与价值观 　　[摘要]程颢、程颐针对统治者不讲儒家伦理和宗教盛行、儒学发展停滞带来的社会危机，在创立理学的过程中提出了的涵养以明天理，“性其情”，以道德理性来节制情感、情欲，把修养贯彻到动静两端的人性修养思想和灭私欲以明天理，重义轻利，“至公无私”之理学价值观，在中国伦理思想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其思想的时代意义和流弊均值得认真总结。 　　[关键词]程颢 程颐 人性修养思想 理学价值观 　　[中图分类号]B8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539（2014）02-0028-08 　　北宋时期，以程颢（1032～1085）、程颐（1033～1107）为代表的新儒学者面对佛老思想的挑战和儒学式微、伦常扫地、人无廉耻的局面，重视道德理性的价值，把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立国之本的儒家伦理纲常本体化、理性化、秩序化，排除宗教的干扰和感性的影响（亦不离感性）。二程在批判佛老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吸取了佛教心性论的思辨哲学及道教修养论和自然人性论的某些思想资料，继承并改造、发展了传统儒学的人性修养论。随着时代核心话题的转移，由重义轻利、尊公蔑私到存理去欲，二程树立的理学价值观将儒家心性伦理与思辨哲理相结合，并根据时代演进的需要给予批判性的总结和创造性的发展，提出了人性修养论和理学价值观的基本理论原则和一系列重要命题。这对整个宋明理学各个不同学术流派的人性修养论和价值观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其后的人性修养论和价值观可以说是在二程思想基础上的深化、展开和发展。鉴于二程在中国伦理思想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探讨和总结他们的人性修养思想和理学价值观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时代意义。 　　一、二程提出人性修养思想和理学价值观的理论针对性 　　二程提出人性修养思想和理学价值观，一是针对统治者不讲儒家伦理而追求一己之私和个人权利；二是针对宗教盛行、儒学发展停滞导致的社会持续动荡不安，以至亡国。 　　（一）对统治者不讲伦理的批判 　　二程以儒家纲常伦理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批判了唐朝统治者纲常不正，不足以正天下。认为有唐一代不能长治久安，虽然出现了贞观之治等治世，但时间都不长。其余时间里，要么发生内变，要么出现外乱，没有内忧外患的太平盛世不过数十年。最后，唐王朝地方上藩镇割据，战争不断，朝廷上党同伐异，相互倾轧，导致天下大乱而亡国。程颐指出：“太宗佐父平天下，论其功不过做得一功臣，岂可夺元良之位？太子之与功臣，自不相干，唐之纪纲，自太宗乱之。终唐之世无三纲者，自太宗始也。”（《遗书》卷十八）他认为唐太宗开启了闺门无法、三纲不正之风，致使唐王朝历代统治者争权夺位，朝纲不正，君臣错位。“唐室三纲不立，自太宗启之，故后世虽子弟不用父兄之命，玄宗使其子篡，肃宗使其弟反；选武才人，以刺王妃人也；纳寿王妃，以武才人进也。终唐之世，夷狄数为中国患，而藩镇陵犯，卒以亡唐，及乎五季之甚，人为而致也。”（《粹言》卷一）由于朝纲不正，皇室宗亲伦常混乱，导致外患内乱频生，王朝灭亡。 　　二程等宋学学者之所以注重道德义理的评判，以儒家纲常伦理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这不是偶然的，而是具有深刻的社会根源和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儒家伦理纲常原则最大程度地符合了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是维系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社会生活秩序正常运转的必要保证。违背了此原则，天下必将大乱，社会生产力必将遭到严重破坏，人民的生命财产也难以保全。这是被历史反复证明了的客观事实。据《旧唐书》记载，唐末、五代十国时期，关中至中原，以及江淮一带广大地域，人民生灵涂炭，“人烟断绝，荆榛蔽野”（《旧唐书?秦宗权列传》）。 　　对此，二程以义理为标准对统治者不讲伦理提出批评，总结历史教训，明于天理人欲之分，其理论所针对的正是唐统治者的“闺门无法不足以正天下”（范祖禹：《唐鉴》卷二十四，《昭宣帝》），体现了新形势下宋学学者复兴儒学、重整纲常、纠正前代纲常失序、人无廉耻的价值取向。目的正是为了维护社会等级秩序，以维持社会生活的正常运转。 　　（二）对宗教盛行、儒学式微的批评 　　二程针对唐及宋初宗教盛行、佛教不讲儒家伦理的教旨教义提出批评，抨击佛教脱离世俗社会生活、断绝男女之欲与生化之源的禁欲主义。这体现了儒、佛两家的原则区别。程颐说：“佛之所谓世网者，圣人所谓秉彝也。尽去其秉彝，然后为道，佛之所谓至教也，而秉彝终不可得而去也。耳闻目见，饮食男女之欲，喜怒哀乐之变，皆其性之自然。今其言曰：‘必尽绝是，然后得天真。’吾多见其丧天真矣。学者戒之谨之，至于自信。然后彼不能乱矣。”（《粹言》卷一）所谓秉彝，即持执常道，指人们在日常世俗社会生活中秉持人伦物理之恒常持久的“道”。这种世俗社会生活之常道，是建立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