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凡尔杜说到宋江.docVIP

从凡尔杜说到宋江 　　一次看完电影后，退场的人流中，两个青年观众议论起银幕上的“凡尔杜先生”： 　　“卓别林真不愧是一代大师，把一个杀人凶犯演得活灵活现，而且蛮有人情味的。” 　　“这我同意。但凡尔杜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影片一直也没讲清楚，越看越糊涂。” 　　“凡尔杜憎恨法西斯，同情下层人民，杀的都是阔太太，当然是个好人。” 　　“不，谋杀和诈骗无论在什么社会都不能说是好事。” 　　…… 　　这场小小的争论的最后结果不得而知，但这段对话本身，却值得人们玩味。它使我们记起了前人的一句名言：“文艺作品也在塑造着它的读者和观众。”这里指的是人们的欣赏能力。从8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文坛上刮起了一股邪风，公式化、概念化、简单化、标语口号式的作品大行其道。在刻画人物上表现得尤为突出：要么是“高、大、全”的英雄，要么就是坏蛋加白痴式的小丑。到了“文化大革命”时，这股风便成了文艺创作上的法律，其代表作则是被定为“样板”的那些东西。在这套玩意的“塑造”下，人们对精神食粮患上了消化机能萎缩症，首当其冲的是青年人。他们从能够看影、剧的那一天开始，接触到的就只有两个概念――好人、坏人，除此之外，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什么其他的文艺现象。所以，在他们忽然面对着比较复杂的人物、比较接近于生活真实的作品时，就感到无法接受，不易理解。“好人”、“坏人”的简单概念，把他们的眼光限制住了。 　　艺术的规律，最终要符合于客观世界的基本规律。这个规律，总起来说，就叫做辩证唯物论。它告诉我们，世界上的事物是复杂的、矛盾的，人，更是复杂的、矛盾的。在一个人身上，当然有一种主要倾向，但现实生活中决没有只具备一面，不具备另一面的人。文艺作品不管怎样概括和集中，都不能违反这个基本规律，违反了，就写不出有血有肉、有感染力的形象。那种尽善尽美、无懈可击的绝对的“好人”，和集假、恶、丑于一身的绝对的“坏人”，其实并不是活人，只不过是一张模式化的脸谱。就说凡尔杜吧，这是美国著名电影艺术家卓别林精心描绘的一个复杂的，因而是真实的人物。通过凡尔杜的遭遇，深刻而又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在法西斯统治下，“谋杀一个人，你是凶犯；谋杀一百万人，你就是英雄”这一主题。凡尔杜原本是一个安分守己、自食其力的银行小职员，但在萧条时期被裁减了。他为了养活残妻幼子，被迫铤而走险，假扮成上流社会的绅士，骗娶那些拥有一定财产的妇女，然后谋财害命。在连续多次干了这种勾当之后，他虽然能躲过警方的侦缉，却无法逃避经济危机的打击。破产、丧妻、亡子，使他最后失去了同命运搏斗的勇气，终于自投罗网，走上了断头台。 　　一方面，凡尔杜杀人越货，手段残忍；另一方面，他对残废了的妻子和弱小的儿子充满着深挚的爱，连打破饭碗的消息也瞒着他们，独自承担着经济上和精神上的沉重压力。他对纯洁善良、具有跟自己相同命运的流浪女同情备至，不但不忍加害，反而慷慨地解囊相助。看上去，凡尔杜身上的两个方面竟是那样水火不相容，但是当作者把它们辩证地交织在一起，同时在一个人身上表现出来时，观众却得到无可置疑的真实感，认为这符合这个特定环境下的人物的思想、性格发展的规律，也符合观众自己对生活的 　　观察。凡尔杜是被垄断资本主义制度扭曲了的一个畸形儿。在他身上，毕竟还保留着一个小职员的正义感、是非观和起码的良心。对这样一个人物，我们怎么能用“好人”、“坏人”的简单概念去硬套呢？ 　　作为观众，如果我们的头脑里缺少辩证法，就无法理解现实生活，更无法欣赏和理解现实主义的文艺作品。有些青年凭着直觉可以感到凡尔杜等角色活灵活现、真实可信，但是不知怎样从理论上给予解释，因而在“凡尔杜是好人还是坏人”这个问题面前不知所措。他们不敢回答说不论好人坏人都是人，都有一般人的基本欲望和情感，有他的“另一面”。可以说，仅有直觉，没有理论，就不可能更深刻地理解作品的价值。多年来我们一些青年同志欣赏能力很低，在实践方面是被“样板”之类灌伤了胃口，而在理论方面主要是上了形而上学的大当。 　　凡尔杜其人在某些青年观众眼里似乎是个解不开的谜，而另一个人物在某些读者当中的遭遇，甚至要更坏些，这就是我国古典小说《水浒》里的宋江。对此，前不久也听到两位青年的争论。一个认为，宋江仗义疏财，扶危济困，飞马救晁盖，动员众好汉上梁山，在一段长时间内成为农民军的组织者，因而是一个应该肯定的人物，后来的接受招安不能完全归咎于宋江。另一个则认为，宋江在梁山起义军中始终代表着投降主义路线，而吴用、李逵等人代表一反到底的革命路线，最终是宋江把这支队伍引上了绝路，因而这是一个应予否定的人物。 　　这个争论，提出了一个如何欣赏反映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的问题。如果说一般优秀作品都要大体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的话，那么有生命力的历史小说，总要大体符合历史唯物主义。所以，我们只能把作品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结合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由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