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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关公精神的核心价值观 　　[摘要] 关公是穿越了中国历史数千年依然被广为敬仰的道德额偶像，在后世附加给关公的高尚品质中，囊括了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最优秀的品质：忠、义、仁、勇、礼、智、信等内容，其中，最为中国人敬慕的是他“义”的楷模与化身。本文探讨了中国人对“义”的理解与关公何以称“义绝”以及对其信仰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关公 义 　　 　　关公是中国历史上最具传奇色彩，也是最具完美人格的道德英雄，对关公的崇信和敬慕是中国历史中最为纷繁复杂的文化现象。他从群雄纷争中的一名武将到武庙主祀，从封建社会中后期的道德楷模到士农工商、帝王将相顶礼膜拜的神圣偶像。为何中国历史会穿越千年数代共同塑造了这样一个英雄？又是何原因使关公信仰经久不息，至今传颂呢？ 　　从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关公被封为“忠惠公”开始，关公被历代统治者尊崇，神格地位不断飞升，到清德宗光绪五年(1879年)其封号已为“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关圣大帝”，可见其神格地位之崇高。从关公封号的不断攀升中可以看出，在后世附加给关公的精神品质中，基本囊括了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最优秀的品质：忠、义、仁、勇、礼、智、信等内容，正是这些中国人所最为推崇和敬慕的高贵品质在关公身上的集中体现，使其成为道德准则的最高表率。而这将近二十个封号中，与“义”相关的就有六个：北宋宣和五年敕封“义勇武安王”，南宋高宗建炎二年封“壮缪义勇武安王”，南宋淳熙十四年封“壮缪义勇武安英济王”，元文宗天历元年封“显灵义勇武安英济王”，清道光八年被崇封为“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关圣大帝”。康熙四十二年康熙皇帝还为其御书“义炳乾坤”匾以赐。不难看出，在后世附加给关公的精神品质中“义”占据了极其重要的份额。 　　一、 “义”的含义 　　“义”，作为一种范畴和理论，是中国古代最常用的一个道德概念，是做人的最高标准。那么，什么是“义”呢？一般而言，“义”是中国古代一种含义极广的道德表现，指公正、合理而应当的德行和道理。孔子最早提出了“义”，却始终没有给“义”一个准确的概念，他只说：“义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这句话是说：君子对于天下一切事情，没有一定要怎样做，有没有一定不要怎样做，只要怎样做才合理，便怎样做。”孟子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 就是说：“有德行的君子，所说的话不一定全部履行，所做的事不一定都有结果，但只要所说所做遵询于‘义’。那么，何谓合理？何谓不合理呢？又如何将所说所做遵循于“义”呢？ 　　《吕氏春秋?察微篇》中记载了这样一段史实：春秋时期，鲁国有一道法律，如果鲁国人在外国看见同胞被卖为奴婢，只要他们肯出钱把人赎回，国家就会给他们以赔偿和奖励。这道律法使很多流落他乡的鲁国得以重返故国。孔子的弟子子贡从国外赎回很多鲁国人，但却拒绝了国家的赔偿，因为他认为这是“义”举，不需要国家的补偿，他情愿为国分担赎人的负累。但孔子却指责子贡此举祸害无穷。孔子认为：原先的法律，所求的是人们心中的一个“义”字，只要看见落难的同胞时能生出侧隐之心、且不克服困难去赎人，那他就可以完成一件善举。事后国家会给他补偿和奖励，让这个行善举的人不会受到损失，而且得到大家的赞扬，长此以往，愿意做善事的人就会越来越多。子贡不向国家领取补偿，固然让他为自己赢得了更高的赞扬，但是同时也拔高了大家对“义”的要求。往后那些赎人之后去向国家要钱的人，不但可能再也得不到大家的称赞，甚至可能会被国人指责和唾骂，使其再不愿做赎人之事，所以子贡此举不但不是“义”，反而是不“义”。由此可见，“义”的概念是抽象而又模糊的，连圣人们对“义”也有不同的理解和阐释，合理与不合理，“义”与“不义”似乎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甚至有时是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在中国古代的传统道德理念中，“义”与“情”是相通的，“义”更多的是“情”，合情却不一定合理合法，却合乎于“义”。 　　二、关公何以被尊奉为“义绝” 　　北宋宣和五年(1123年)关公被敕封为“义勇武安王”，关公崇拜在经历了数百年的沉寂期后被予了新的伦理价值和道德观念，关公被美化、圣化和神化的过程也由此拉开了序幕。 　　此时尊关公为“义勇”有着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深刻的思想文化根源。“安史之乱”后，中国历史上出现了罕见的混乱局面。暴至富贵的五代军阀公然喊出 “天子宁有种耶？兵强马壮为之尔！”自汉朝以来历代儒士和君王反复倡导和竭力维护的专制统治秩序荡涤殆尽，重建封建等级秩序是统治者首要的政治任务，于是自上而下掀起了一股重整儒家纲常的思想文化潮流。关羽正是在这种政治需求中被赋予儒家纲常伦理的实践者和维护者的角色，被重点塑造和推崇。北宋郑咸在《元?v解州重修关庙记》中说 “ 方汉之将亡，曹孟德以奸雄之资，挟天子以据中原，虎视邻国，谓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