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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子恺翻译实践的艺术思想探究 　　摘 要：丰子恺是中国现代翻译史上著名的翻译家。本文在综述其翻译活动的基础上，从“边缘化”、“平民化”、“艺术化”三方面出发，就其艺术思想对翻译实践活动的影响进行探讨。 　　关键词：艺术思想；边缘化；平民化；艺术化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1）-12-0-02 　　 　　丰子恺一生翻译出版了三十多部外国艺术理论和文学作品，内容涉及各个文化艺术门类。从创作时间来看，大抵可以分为两个丰产时期：第一，1921年留学归――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举家内迁之前；第二，新中国成立之后――文革之前。在这两个时期，丰子恺全方位地在各个艺术领域里播种。 　　一、1921年――1937年 　　丰子恺正式从事译著事业，是从翻译屠格涅夫小说《初恋》开始的。1922年春天，他结束《初恋》的翻译工作并送交出版社。然而，他的“初恋”并不顺利，译本交到出版社后，居然被当作“诲淫”而拒绝出版。一直到1931年4月，《初恋》的译本才由开明书店出版。该书出版时，丰子恺在译者序中这样说到：“这稿子是我文笔生涯的‘初恋’，在我自己是一种纪念物。”可见，丰子恺对自己的“初恋”十分珍视。 　　在丰子恺的译著中，最早出版的是厨川白村的文艺理论著作《苦闷的象征》，1925年3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与此同时，鲁迅先生于1924年12月也将该书的译著交由未名社初版。两位译者几乎同时翻译同一本日本文艺论著，并先后出版，这在当时中国文化界是不多见的。 　　丰子恺乐于在文化的乐园里耕耘，自1924年由白马湖畔迁往上海的短短几年里，他编译整理了大量的艺术书籍，除了《苦闷的象征》外，他还翻译了田边尚雄的《孩子们的音乐》（1927年11月开明书店）、黑田鹏信的《艺术概论》（1928年5月开明书店）、上田敏的《现代艺术十二讲》（1929年5月开明书店）、田边尚雄的《生活与音乐》（1929年10月开明书店）、门马直卫的《音乐的听法》（1930年5月上海大江书铺）、森口多里的《美术概论》（1930年大江书铺）等。这一时期，可以说是丰子恺译著的丰产时期，他对日本艺术、文化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的译介实践。 　　二、1949年――1965年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丰子恺举家内迁，长途跋涉，再加上当时政治形势的需要，丰子恺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才恢复他的译著活动。 　　1949年后，由于主客观诸方面的原因，丰子恺决定从事苏联文化或俄罗斯文学的翻译工作。53岁的他在几乎没有俄文基础的情况下，开始自学俄语，9个月后他就开始阅读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的原著。以后他就动手翻译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31万字，5个月译完，并于1953年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后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列为“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于1955年重新出版。从1952年到1956年，他已从俄文翻译出版了十多册音乐美术参考书（部分与人合译），成绩之大，实令人赞叹。 　　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人民文学出版社拟翻译出版一批日本古典名著，于是从1961年8月开始，丰子恺投入了日本古典巨著《源氏物语》的翻译工作。凭借他的勤奋和语言上的天赋，译著进度很快，到了1965年即大功告成。令人惋惜的是，正当他的译著准备出版的时候，“文化大革命”使他的译稿一搁再搁，直到1980年，其上册才得以问世，先后分上、中、下三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一时期的丰子恺逐渐拓展其译著领域，由艺术向文学横向发展，并取得了非凡的成就。 　　三、翻译实践的艺术思想探究 　　综观丰子恺一生翻译实践活动，其选择的“边缘化”、“平民化”、“艺术化”倾向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由于这种选择是在其艺术精神指引下完成的，因此以下笔者拟就这种倾向进行艺术思想上的探究。 　　（一）边缘化 　　这里所谓“边缘化”，乃是指译者在翻译活动中就翻译思想、翻译实践、乃至作品的选题、技巧、风格等方面所自觉、不自觉体现出来的相对于当时翻译主流的一种疏远、一种脱离。它对于当时的翻译发展并不产生十分重大的影响，但对处于中心状态的翻译主流，它客观上起着一种牵制、抗衡或相互调剂、促进的作用。因此，位于“边缘化”位置的译者及其创作就有其独特的价值，在翻译发展过程中具有潜在的重要意义。 　　20年代末30年代初是一个激情汹涌、思潮澎湃的年代，相对于同时期绝大多数成名作家，丰子恺是罕见的一个不介入文坛纷争的艺术家。在现代文学家群落，他如同闲云野鹤，飘然于轰轰烈烈的文坛边缘。他只凭着自己的本性谈自然、谈儿童、谈艺术、谈教育，与鲁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沉郁峻急的态度大异其通。“五四”以来的文艺家在理智上普遍反对宗教，丰子恺坚信佛教，这本身就代表着一种坚定的“边缘化”选择。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其在艺术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