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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瑞典的“第三条道路”看美国大都市区蔓延的治理 　　摘要：20世纪以来，城市无限蔓延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城市发展面临的首要难题。政治学中“第三条道路”的理论范式为美国城市治理的道路选择提供了借鉴。美国地方政府通过政府联席会、大都市区规划以及区域联盟成功构建了网络化的地方合作模式，规避了激进的集权化政府和分权式市场竞争模式的弊端。当前作为“第三种道路”的地方合作机制已经成为美国大都市区发展的主要治理模式。因而，借助宏观调控解决城市蔓延问题仍是未来美国各级政府开展城市治理工作的主要着力点。 　　关键词：第三条道路；大都市区； 蔓延问题；田园城市 　　中图分类号：C912.81；K1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2014.02.030 　　“第三条道路”这个术语用来描述各种居于两种极端立场之间的富有创新精神的政策纲领。[1]3它是指社会民主主义的一种“新的”表现形式，这种表现形式的部分定义与据说已经失去其实际意义和/或政策效力的“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是相反的。雅典经济与贸易大学的政治经济学教授塔诺斯?斯库拉斯认为[2]，“第三条道路”是要提出一种替代性战略，以便实现很多（但不是全部）社会民主主义的目标。即全球化已经根本改变了国家和政府在其中运行的国际环境。“第三条道路”对全球化的回应包括政府试图“使人民有能力应付新危机社会的剧痛，在这个新危机社会中，稳定的就业和其他传统形式的工作保障不再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了”[3]。通过此种理论范式的指导，瑞典从20世纪初期开始了为期半个多世纪的国家干预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结合凯恩斯主义的宏观调控和保障充分就业的方式，瑞典在前30年的改革不算成功；雷恩-迈德纳的理论在60年代开始在解决劳资关系、工业民主方面成效凸显。赖纳指出，从表面上来看，雷恩-迈德纳的方法和货币主义的方法都需要一个延缓通货膨胀的严格的宏观经济框架，而且这是“从一种话语到另一种话语的一座重要桥梁”[4]。通过这一经济学的逻辑视野来考察美国自20世纪90年代之后开始的城市化“第三条道路”（网络化的地方合作模式）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1920年的人口统计显示[5]，美国人口已经过亿，其中51.2%的人口居住在城市中，这标志着美国步入城市化国家。到1940年，美国几乎有一半人口居住在大都市区内，至此，美国成为一个大都市区国家。1990年是又一个划时代的年份。是年，美国有一半以上的人口居住在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型大都市区里。这就是说，美国的大都市区又向大型化方向迈进了一步。城市本身从相对窄小的社区到地域面积达数百英亩的大都市区，囊括数个甚至数十个城市，使得原有的城市界限和定义几乎失去意义。“城”“乡”这两个传统的地域概念已不能准确概括美国人口分布的趋向了，取而代之的是大都市区和非大都市区。全国城市体系从1920年的2700个城市、58个大都市区发展为1990年的11000个城市、268个大都市区。美国城市发展的这种新变化，是人口的低密度集中，有别于工业化时期的高密度集中；这种集中并不是各种规模的城市都有的普遍现象，而主要发生在大型大都市区，规模较小或孤立独处的小城镇人口则持续减少。这是新时期美国大都市区发展的明显特点，与传统城市化有很大区别。[6]155 　　一、“第三条道路”：网络化的地方合作模式 　　在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网络化的地方合作也是大都市区治理的常见模式之一，与“向左走”激进的集权化大都市区政府模式和“向右走”分权式市场竞争模式不同，“第三条道路”特别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借着新区域主义学派的大力倡导，这种治理模式开始了较为广泛的适用。 　　（一）政府联席会 　　政府联席会，顾名思义，是指跨政府合作的治理形式，即地方政府的自愿结合，并不具备颁布法令的独立权威或捆绑决策的政府机构，主要职能是为整个大都市区的发展事务提供可行性建议。事实上它仅仅是一个具有研讨性质的区域论坛组织，为该区域承担相关规划职能。政府联席会有专门的州授权法律、州跨地方协议法案或非营利合并法律建立。 　　美国首个政府联席会是地处密歇根州东南部的底特律都市区的六县自愿联合，称之为监督人的县际委员会（the Supervisors InterCounty Committee），于1954年建立。1956―1964年间，8个其他的政府联席会分别在纽约城地区、华盛顿、西雅图、俄勒冈州的萨勒姆、旧金山、费城、得梅因和亚特兰大建立。大规模政府联席会议的建立出现在20世纪70―80年代，这主要归因于联邦政府规划拨款和联邦对大都市评估过程的需求。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大约三分之二的政府联席会的支出来自联邦财政拨款[7]。 　　美国从20世纪20年代进入城市化以及50年代年代进入大都市区化以来，战后美国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