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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韩法人犯罪中双罚制的比较研究 　　[摘要]我国和韩国的刑法在法人犯罪的处罚上都采用双罚制，即既处罚法人组织体（处以罚金刑）又处罚法人的直接责任人员（处以自由刑或罚金刑）。双罚制虽然在两国的法律中反映出一些明显的共同特征，但是由于两国刑法对法人犯罪的承认度上存在较大的差异，导致双罚制在责任依据、结构模式、处罚内容方面体现出各自不同的特征。在韩国，“两罚规定”中对直接责任人员一律处以与自然人犯罪相同的自由刑和罚金刑，而且“两罚规定”对法人组织体和直接责任人员规定判处的罚金刑都是限额罚金刑，尤其是在食品卫生法、建筑法等重要的经济法领域对法人组织体判处独立且高于直接责任人员的罚金，以此来提高对处罚法人犯罪的综合效果，进而达到预防与遏制法人犯罪的目的。因而韩国双罚制的具体内容对我国具有较大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中国；韩国；法人犯罪；双罚制；行政刑法 　　一、中韩法人犯罪及其双罚制的沿革 　　双罚制作为专门适用于法人犯罪的一种特殊的刑罚制度模式，在亚洲地区首先由日本1932年制定的《资本逃避防止法》所规定。双罚制不是一个法定概念，而是我国刑法理论中的术语，其在日本和韩国的法律中均以“两罚规定”来命名，学界也以“两罚规定”来称谓。 　　我国刑法对法人犯罪及双罚制的规定，经历了从无到有、从行政法与特别刑法的规定到最终编入刑法典的过程。1979年的旧刑法典只规定了自然人犯罪而没有规定法人犯罪。首次规定法人犯罪和双罚制的是1987年颁布实行的《海关法》。该法第47条第4款规定：“企业事业单位、国家机关、社会团体犯走私罪的，由司法机关对其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该单位判处罚金等，判处没收走私货物、物品、走私运输工具和违法所得。”至1997年刑法典修订之前已由《铁路法》、《关于惩治走私罪的补充规定》、《关于惩治贪污贿赂罪的补充规定》等10多个行政法和单行刑法规定了法人犯罪及其双罚制。 　　1997年修订的刑法第31条规定了法人犯罪的处罚原则――双罚制：“单位犯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它直接责任人员判处刑罚。”这一规定就成为了刑法分则和其它刑事法律在处罚法人犯罪规定上的模板。对从刑法分则的规定看，规定适用双罚制的法人犯罪多达140个，占到刑法典中全部犯罪种类的30%还多。 　　韩国的现行刑法典只规定了自然人犯罪却没有规定法人犯罪。对法人企业和非法人企业的犯罪行为在行政刑法和特别刑法中通过“两罚规定”来进行处罚。这是因为大法院的判例和韩国学界的多数说至今还奉行“法人不能犯罪”的原则，主张只有自然人才能实施犯罪。多数说主张法人拟制说，否定法人的行为能力并进而否定法人的犯罪能力。但是多数说（即否定说）都认为，在行政刑法和特别刑法中法人是具有刑罚（承受）能力的。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法人虽然没有犯罪能力但具有刑罚能力，这是责任主义的一个例外。其理由为，行政刑法比起固有的刑法即刑法典伦理色彩较为淡薄，为了达到行政目的有必要强调技术性与合目的性的要素；根据实现行政规制或其它行政性目的的需要可以刑罚处罚法人。 　　韩国的“两罚规定”制度受到了日本相关法律制度的较大影响。韩国于1961年“第3共和国”成立以后以经济法领域为中心，开始陆续引进了“两罚规定”。到目前为止，在韩国近600个行政法和经济法中均设有“两罚规定”。不仅如此，每增加一个新的行政法或经济法，“两罚规定”的数量也随之增加。韩国引进双罚制的理由在于，由于随着公司等法人组织体的活动范围扩大，违反行政法规定义务的法人也随之增多。只处罚法人内的业务人员难以达到预防或控制法人犯罪的目的。如果不处罚法人或者营业主就有可能使得其以牺牲业务人员为代价谋取不正当利益并实施犯罪行为。因而出于规制法人犯罪上的必要性以及责任分配上的公平性这一刑事政策的考虑，决定了并引进“两罚规定”。 　　二、中韩双罚制度的共同特征 　　我国现行刑法第31条规定了对法人犯罪的处罚原则，即“单位犯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它直接责任人员判处刑罚。本法分则和其它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第31条前段规定的内容为：既刑罚处罚单位组织体本身又处罚单位内的直接责任人员（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它直接责任人员），因而在我国刑法理论上被称为“双罚制”。从我国刑法分则对法人犯罪的处罚规定来看，在近150种法人犯罪中绝大部分犯罪的处罚规定是双罚性规定，非双罚性规定只有12-13种。我国刑法分则对法人犯罪的非双罚性规定就是不处罚法人组织体本身，只处罚法人内的直接责任人员。这种在刑法中非双罚规定被称为“单罚制”，也就是刑法第31条后段规定的情况。这说明我国刑法在处罚法人犯罪时以双罚制为原则、单罚制为例外。 　　在韩国众多的行政刑法与特别刑法中，双罚制的基本形态为：“[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