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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旅游业发展过程中的民族文化变迁动力研究 　　[摘 要]民族文化的变迁是一个复杂而长期的历史过程，期间市场、政府、民族主体自身等众多力量交织在一起，从不同的侧面、用不同的方式、以不同的强度推动着民族文化向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本文在分析云南民族文化变迁的客观必然性基础上，主要从市场、政府以及民族自身三个方面探讨了民族文化变迁对旅游业发展的动力因素。 　　[关键词]云南 民族文化 变迁 旅游业 因素 　　基金项目：云南省教育厅基金项目（06j210F）《民族文化变迁与云南旅游业发展的影响关系模型研究》 　　作者简介：罗辉（1979―），男，云南玉溪人，旅游管理硕士，玉溪师范学院旅游与经济管理系讲师，主要从事旅游经济、旅游文化方面的研究；王静（1978-―），女，云南水富人，云南大学商旅学院旅游管理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旅游经济、旅游管理、旅游规划方面的研究。 　　 　　云南省的旅游业起步较早，发展较快，特别是99世博会后更是获得了长足地发展。多年来，无论是接待旅游者人次数、旅游外汇收入以及旅游总收入等各项指标均位居全国和西部各省份前列。而导致全省旅游业飞速发展的基础性因素之一就在于云南省悠久、多样、绚烂的民族文化，这些民族文化的种类、数量、表现形式、原生程度、变化速度等，不仅直接关系到全省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同时也是建设“民族文化大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可忽略的问题。 　　 　　一、旅游业并不是民族文化变迁的罪魁祸首 　　在云南旅游业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云南省丰富多彩的民族传统文化出现了不断弱化、消亡、商品化、庸俗化等现象或趋势，于是，反对发展旅游业以保护民族传统文化的呼声出现了，在某些地区和某些历史时期甚至表现得更为强烈。有人担心，以旅游业为代表的对外开放会加速民族文化的消亡，或曰现代文明会“侵蚀、污染民族文化”，著名的生态博物馆学家杰斯特龙先生“就怕现代化知识污染了（民族）文化”。他希望我们的民族地区“慢一点现代化”。为此，他“总是在捍卫民族文化的独立性”，很“不喜欢政府干预文化”。对于一部分专家学者而言，民族地区（特别是民族村寨）可以对其开放，但“开放是限量的，是为科学研究服务的”。客人来了，村民“该种地的种地，该织布的织布，该吃饭的吃饭，该睡觉的睡觉”，千万“不要把自己降为展品，更不能兜售自己的用品”，否则就失去了“生活的本色，品格的本色”。也许唯有这样，民族文化才能够封冻起来而得以有效保存和传承。 　　是否旅游业已经成为了云南民族文化变迁的罪魁祸首呢？答案是否定的。原因有二： 　　第一，民族文化的变迁是持续发生的过程，具有客观必然性。一方面，按照马克思“文化即人化”的观点，文化包括自然的“人”化和人的“文”化两大方面，即“大文化”的概念，它的内容覆盖了人类现实生活的全部领域。而人类的现实生活，表现于物质、制度和精神三个层面，即“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三种基本形态。以社会生产生活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条件为代表的民族“物质文化”是形成民族“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的基础，“物质文化”发生了变化，必然导致“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的变迁。云南现有的民族传统文化是建立在定居农耕文明的传统经济基础之上的，无论是民居建筑（如傣家的竹楼、哈尼族的土掌房）、民族服饰（如纳西族的“披星戴月”、藏族的藏袍）、宗教信仰（西双版纳傣族的小乘佛教、迪庆藏族的藏传佛教、纳西族的东巴教）、民俗节庆活动（如彝族的火把节、苗族的花山节、景颇族的“目脑纵歌”节）等等，都是与这种农耕经济相伴而生并相互适应的，而且这些文化因子在几千年的农业社会中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环境的变化而不断演变的。而自从人类进入工业社会之后，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飞速发展，人类的“物质文化”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几千年的农业经济所无法企及的。如此巨大的“物质文化”变化必然带来“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的变化，民族文化的变迁就变得不可避免而又更加急遽了。另一方面，根据文化传播学派的观点，文化传播是文化发展的主要因素，文化的变迁过程主要是传播的过程。云南现有的任一民族传统文化都并不是由本民族独立创造的，而是吸收、借鉴、融合了其他民族（包括汉族）的文化逐渐形成的，可以说，没有纯粹的单一民族文化。从广泛的角度看，云南文化处于多种文化交汇叠合的边缘地带，地处汉文化的西南边缘、青藏文化的东南边缘和东南亚小乘佛教文化的北部边缘，同时又是中国三大文化“板块”（北方和西北草原游牧兼事渔猎文化，黄河流域以粟、黍为代表的旱地文化和长江流域以及以南的水田稻作农业文化）延伸、碰撞和交融的地区，这种地域和文化的交融性使得云南民族文化一直以来都受到多种文化的影响。纳西族东巴文化中就融合了汉、藏、白等多个民族的多种文化因子。只要存在文化的传播（无论是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