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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身体经验看中国古典悲剧的大团圆结局 　　摘要：中国古典悲剧大团圆结局的审美趣味曾是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重点，以往的研究一般从文化政治和社会心理学角度切入解说咸因，而我们试图从“身体经验”这一新的视角予以再诠释，并简要论述“身体经验”在古典悲剧申若隐若现的生长形态，进而触摸中国古典悲剧鲜活的身体质感及其微妙变化。 　　关键词：中国古典悲剧；和(谐)；身体；身体经验；大团圆 　　中图分类号：I207.3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7387(2011)01-0157-04 　　 　　在中西悲剧的比较研究中，中国古典悲剧的大团圆结局一直饱受诟病。这种结局安排并非单一因素导致的，而是历史和现实诸多因素如民族精神、社会心理、阶级意志和文艺观念等交叉影响的结果。那么，这诸多因素究竟如何协调?它们有没有一个共同的价值指向和践行标准?这是我们今天重新讨论大团圆结局的新起点。 　　 　　一 　　 　　我们的思考从“和”，一个被认为是中国文化主导意识的核心概念开始。作为一种古老的文化意识，“和”至少可追溯到新石器乃至旧石器晚期，最初表现为“人与大自然的族群和谐感”。随后，儒家和道家从各自立场出发解释和界定“和”的范畴。大致来说，儒家重“政治人文之和”，道家重“自然宇宙之和”。孑」子评价(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较早将“和”引为音乐欣赏的情感原则。朱熹注曰：“伤者，哀之过而害于和者也。在老子看来，“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第42章)。“和”是万物得生的基本状态，是对“道”运行规律的动态描述。要言之，“和”体现了自然、人文各种异质因素之间的和谐共处，古典悲剧的团圆结局正是调和了各种矛盾冲突之后的“和谐”状态：政治、伦理、情感因素彼此妥协而取得暂时性的平衡。虽然这种“和谐”可能掩盖了许多根本性的冲突，但是，中国古人并不冀望这些冲突能够一劳永逸地消除，而是等待或创造下一个再次取得平衡的机会。换句话说，尊崇“和”美学的中国古典悲剧具有自成系统的审美自足性，不宜与西方悲剧简单对接。 　　然而，就古典悲剧而言，在先行者们的论述中似乎总有一层窗户纸未经捅破：如果说“和”在根本上是一种精神境界，那么在实践中该如何把握呢?换句话说。“和”在主体体验过程中究竟以什么为参照?如果不阐明这一点，所谓的“中和”终究有些空泛无凭。其实，“体验”一词已经暗示了论者的基本立场，即古人对身体的态度直接影响着中国古典悲剧的情感构成和宣泄方式。 　　中国古人对身体的态度大体上经历了一个从身心合一到身心对立的转变过程，而这一转变在古典悲剧(更广泛地说，在元杂剧、明清戏曲、小说)中体现得最为鲜明。孟子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庸》)，表明哀乐之情无论是内隐还是外显，必须有所节制(要么不发、发则中节)。这无疑是一个关涉身体的修身忠告。朱熹注解“哀而不伤”。实际上也暗示了身体因素的存在，“伤者，哀之过而害于和者也”，“哀之过”则“伤”身。(黄帝内经，素问)说：“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惊则气乱，思则气结”，还有“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等记载，都说明了情感的失衡会对人体的气血、脏腑造成损害。中医理论强调个体“身”的内在和谐与平衡，因此注重调养，讲究寒热、虚实、强弱、内外的互补，使身体成为一个体现“道”之运行规律的小天地。儒道两家发展到后期日益偏离身体维度，过分崇尚精神“虚践”(知、心、理)而忽视身体“实践”(行、欲、情)，造成诸多畸形的思想文化现象。 　　 　　二 　　 　　从身体维度来理解中国古典悲剧的“中和”趣味，涉及古人对悲感文学本质的认识以及悲感文学对身体经验的表达方式。就实践层面而言，人类的苦痛悲哀最初源于身体上的经验。如疾病、伤痛(身体的非常态)和死亡(身体的消亡)等，它们与人类渴望无病无灾、长生不老的心愿直接冲突。个体从对自己的必然归宿(病痛、衰老、死亡)感到悲哀和恐惧，进而上升为对整个族类的普遍命运(“人生自古谁无死”)感到无奈，从而产生幻灭感和无意义感。这种独特的情感表现在文字当中就形成了最早的悲感文学，它是人类对于自身命运不可把握的声声叹息。一方面是人生的有限和不完满，另一方面是对这种“先天不足”的徒劳感伤与喟叹一一明知人生无常仍然要一放悲声(往往通过艺术形式抒发)，这两者之间的结合点在哪里呢?中国古人找到了最直观而合用的尺度：自己的身体。(国语，周语下)记单穆公之论曰：“夫乐不过以听耳。美不过以观目。若听乐而震，观美而眩，患莫甚焉。”很典型地指明了艺术欣赏中身体评判的尺度。这种艺术实践“中和到身”的原则体现了古人对于自然、社会、人(身体)、音乐(艺术)之间一气相通的认识，它们逐步构成了传统文化的主导意识而具有始源性、概括性和传承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