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转变中国历史变迁及欧洲经验局限探析视角转变下转变中国.docVIP

从《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及欧洲经验的局限》探析视角转变下的“转变中国” 　　【摘要】王国斌先生是崛起的“加州学派”（亦称“尔湾学派”）的代表与中坚。其所著的《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及欧洲经验的局限》，以数据作为基底，以逻辑作为经脉，在历史与现实中穿梭自如，“得到了理性的美感与经济的灵魂”。本文就用历史的眼光归纳中国和西方经济的共性，探析转变的中国。 　　【关键词】经济转型；加州学派； 　　在《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及欧洲经验的局限》中，王国斌先生一直用计量和数据支撑着整本书的经济理论，这一点无疑让整本书都站立在了极其坚实的基础上。通观全书，王国斌先生对于中国和西方经济共性的归纳，可以囊括为下面三个方面： 　　第一，明清及近代中国经济变化。 　　以往的假说通常指出，“中国市场的斯密型动力是因为国际贸易的开展特别是与欧洲的贸易往来扩大了中国的市场从而产生了劳动分工和高效”，却不知中国产品主要由市场驱动产生，而这仍然属于斯密型动力的变种，且外来推动力总是有限的，所以斯密型动力并非由欧洲引入而是中国自发产生。从这一点上来说，尽管在经济发展的商品行业侧重、交易方式和消费文化等有诸多不同，但背后支持这一系列经济行为的动力是相同的，即大家都在斯密型动力的内核下发展经济。 　　而上述时代的中国与西欧，共同处于一个农业收成不保险，生产原料有限的世界中，两者都经历了由经济扩展与收缩所组成的经济循环中。同样的发展动力必然导致同样的发展瓶颈，中国与欧洲同时有落入马尔萨斯人口陷阱的可能性，即人口压力带来的资源匮乏的经济困境。 　　第二，近代早期欧洲与明清时期中国工业扩展的动力。欧洲由早期的城市手工业时期逐步发展为中期的农村家庭工业时期，并为后期的城市工厂机械化工业时期打下基础。在欧洲，农村工业是其一个重要的经济发展方向，通常产生于那些市场机制良好、耕作地块狭小的地区。而在16―18世纪的中国，尤其是人口密集的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地，与欧洲相似，越来越多农民转向纺纱织布或丝织。 　　可以看出，在欧亚大陆的两端不同地区背景下呈现了类似的经济变化过程，即商人长途贩运小家庭生产的产品。对于欧亚农村居民来讲，农村工业创造的经济机会也明显相似：农村居民没有普遍把劳动力转移到乡村以外，但却可以得到非农业性质的收入来源。 　　第三，从欧洲角度看中国经济发展。在市场经济中，欧洲的国家力量起了更为活跃与积极的作用。例如，法国大革命以及随后的拿破仑帝国保护了欧洲大陆市场，使之免于英国的竞争，不仅促进了法国的工业化也促进了比利时和瑞士的工业发展；德国取消地方关税的关税同盟导致了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同时兴建交通运输基本设施以及将货币标准化都促进了德意志国家的形成。 　　当然，仅靠自身并不会创建新的基础设施，调集资本的新工具不可缺少，同时财政制度的发展又将私人和政府两者卷入其中。因此，在造就欧洲19世纪经济发展的力量中，既包含了纯粹的私人动力，又包含了国家积极性。对于后进国家来讲，国家在工业化中所起的作用扩大了。 　　基于这种共性，作者否定了以往的“欧洲中心论”，对西方中心主义提出了强烈的质疑，而“加州学派”另一位领军人物彭慕兰先生也持有与王国斌先生一样的基本立场，归结起来即：18世纪以前，中国与欧洲的发展模式基本类似，都没有独有的内生优势。欧洲发展主要是“意外造就”，如美洲的发现、煤矿的分布等，随之带动欧洲脱离了马尔萨斯所预言的发展极限。而中国在本质上并无先天劣势，“没有发展的增长本来是常态，只是偶然被打破”。 　　相比较彭慕兰先生，王国斌先生采用了比较的时空双向性，即“对称性观点”（Symmetric perspectives）----在空间方面，不仅从欧洲的立场出发看中国，而且也从中国的立场看欧洲；“前瞻性分析”（Prospective analyses）和“回顾性分析”（Retrospective analyses）----在时间方面，不仅站在近代的角度看过去，而且也站在先前某一时点看后来。在这三点之外，作者还大量运用了“途径相依”（Path-dependent，指现在的某种特定情况或决定对未来可能性所产生的影响，通常用来解释技术性决策的意涵）的探究方法。 　　如果说中国与欧洲的关键性差异出现在哪一步，我想应该是制度环境所导致的欧亚各地对所谓古典经济学提出的“增长极限”的反应了。欧洲的成功，首先就表现在推迟了斯密所说的“增长极限”的到来，欧洲人发现了新大陆，这个史无前例的生态横财创造的资源基础远远优于中国人开垦荒地创造的资源基础。其次，更重要的，欧洲突破了斯密型增长的内在限制，找寻到了规模巨大位置优越的煤炭资源。基于资源和资本的超常规积累，欧洲的“奇迹”也就变得可以理解了。 　　通观全书，王国斌先生构筑了一个较为宏大的逻辑构架，走出了“欧洲中心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