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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没有大笑却在讲述一个关于 的故事 　　很多到宋庄的人免不了要形容一下岳敏君的工作室，是如何的清静而简洁； 　　很多见过艺术家本人的人也免不了要评论一下岳敏君的形象，是如何的年轻而精神；只是，唯有当他开始说话，略含蓄的笑容和平缓的口气才将他与那些冲击力极强的艺术形象抽离开来。 　　在宋庄，一座红砖院子，充满上世纪50年代工业化气息的建筑，拉开了一扇“岳敏君的神秘大门”。 　　厚重的轱辘碾压上初秋掉落的树叶，清晰的脆裂声成为第一道配乐。 　　他站在门口，白色的旧衬衣搭配标志性的光头，微微笑着，不太自在地寒暄了几句。这种不自在正是艺术家的孤独感在伸出触角，这种动物天性的本能在艺术家身上往往体现得最为明显，他们不畏惧最冷酷的现实，唯独惧怕自己失去感受。 　　“快进来，我们快点儿说完就行。”岳敏君说，谁知道这一开始，就是整整几个小时的没有停顿，甚至没有起身去上趟厕所。 　　从符号化作品“大笑人”开始 　　“我小的时候正好是革命年代，那个时候的宣传画儿里面的人都是笑着的，他们都是满怀豪情的表情。我从小就临摹这些画儿，后来我创作的时候就用了这个笑脸，我想，也许大家喜欢笑脸，另外也想通过笑的方式来隐藏一些无法表达的东西。因此我曾经获得过一个‘安徒生奖’，颁奖的时候他们说，‘大笑人’和安徒生童话一样，都是看起来很美好，却会引起你很多的思考的载体。童话看似描写了一个美好的故事，但实际上又讲述了一些悲伤的现实生活。但我个人认为‘大笑人’其实更像是一个演员，我曾把他画在‘场景系列’中，让他在不同的场景里表演不同的形象，他有一个共性的身份，生活在各个环境中，讲述不同的故事。” 　　从圆明园到宋庄 　　“在圆明园的那个时候的创作都是基于人的本能，是我们被打入到一个人生最底线的状况时，作为一个有意识的‘人’，你知道如果你不创作的话那你就只是一种生物，那个时候对生活完全无所畏惧。其实在圆明园画家村里有很多这样的人，他们放弃分配好的工作，来到这里投入创作，完全出于本能，他们没法儿逃避自己作为一个人所体会到、所感知到的东西。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几乎没有选择，要么就退守到社会，掩盖自己的感知，去社会里做一个无动于衷的人，要么创作，只有这两个方式。但到了宋庄之后，那个时候的矛盾也演变到了现代，大部分已经软化了，这也和改革开放的社会进步、经济改善有着很大的关系。现在的人可以有很多的选择，也有自己的财富积累，和那个时候我们每天无所事事搞创作，每天都为下一顿饭着急的生活是完全不同的。” 　　85年开始，猛然发现自己要搞创作的美术老师岳敏君一下成为学校最不“遵纪守法”的人，开始频频请假、误工，最终学校不得不开除了他的教师公职，他回忆说：“当时想找工作也是不可能的，没有办法，我就去给一个韩国家庭的孩子教画画儿，每天从圆明园骑车出来，然后换公共汽车坐到国贸去上课，虽然远但也不觉得苦，因为总算是有饭吃了。那个时候没有想过未来要如何，我甚至觉得自己有可能贫病交加一辈子，虽然后来在世人眼中好像还算‘成功’，但是对我自己来说，这两种结果都没有实现。因为即使后来钱的问题解决了，那也只是解决了生活的复杂化问题，有些钱了，可以活得更简单一点了。我记得小时候的美术老师曾经跟我们说（老师说是苏里科夫说的），‘和艺术打交道就相当于和魔鬼打交道’，这个过程非常痛苦，因为艺无止境嘛，人总是找不到让自己特别满意的作品，从第一个展览到现在，我都还没有特别满意的作品。” 　　“实际上，我觉得我还不算高产，因为怕自己懒惰，所以一直从问题的切入口出发，到现在有700件左右的作品，我觉得还算比较努力吧。我的作品也比较多样化，有绘画、雕塑、装置等，其实在不同的艺术语言之间也会有一些冲突矛盾，对于创作来说，有的时候语言起到很关键的作用，不可避免有时候有些语言并运用得不是很熟练，但是语言本身没有什么特别神秘的东西，耐心去琢磨，慢慢就会好了。但有的时候你有语言的认知，却不知道价值在哪儿也是一个问题，毕竟技术和语言本身都不是独立存在的，如果其中之一达不到，有可能就放弃了。但这些都阻止不了创作，因为创作是一种本能，它是因为艺术家在最近一段时间总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感受，又无法说得十分清晰直白，需要在创作过程中不断地梳理它，来来回回反复去寻找，大部分艺术家都会在这种过程中一辈子都出不来，有的人一下就抓住了，也是一种运气。” 　　“艺术家要根据自己的状况和感觉来选择适合自己的表达方式，有的人心比较静，他会选择一种稳定的表达方式，能够精细的研究他地作品，他的生活也是稳定的，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这样或许未来会越来越纯粹。但是有的艺术家会发现不同的矛盾交织，他的生活需要这种刺激，然后会发现不同的创作方式，这两种不同都没有好坏，只是从具体创作人的心理感受出发的。” 　　符号化的当代艺术 　　“符号是中国艺术家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