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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关联理论探讨方言汉英翻译中最佳关联实现
从关联理论探讨方言汉英翻译中最佳关联的实现
摘 要:本文结合关联理论,对老舍长篇小说《骆驼祥子》的两个译本中的方言翻译进行比较研究,着重分析不同译者在处理文中方言词语时所采用的不同策略,探讨如何实现方言汉英翻译中的最佳关联。
关键词:方言翻译 关联理论 《骆驼祥子》
一、《骆驼祥子》及其英译本
作为老舍先生的代表作之一,《骆驼祥子》的语言独具特色,作者以朴实自然的笔触描写了北平的自然风貌和京腔京韵的古都风情;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经过作者加工和提炼的北京口语方言,传神地刻画出北平下层社会人民的言谈举止,同时使整部作品具有浓郁的地域文化色彩和市井气息。老舍本人也认为“……从容调动口语,给平易的文字添上些亲切,新鲜,恰当,活泼的味儿。……《祥子》可以朗诵。它的言语是活的。”[1]
自1936年《骆驼祥子》问世以来,先后被译成日、英、法、西班牙等26种文字,这部杰作不仅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也丰富了世界文学的宝库。
本文所选取的两个英译本:一是由施晓菁翻译,2001年由外文出版社出版的中英对照版本,其中译文准确达意,英文地道流畅,很受读者欢迎;另一个是由被称为“首席翻译家”的葛浩文先生翻译,2005年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出版的版本[2]。本文在阐明关联理论与翻译的基础上,比较分析了《骆驼祥子》的两个英译本对同一方言所采取的不同处理方法,说明译文受众的推理过程对翻译的作用。
二、关联理论与翻译
关联理论由Sperber和Wilson在《关联:交际与认知》一书中提出。它把言语交际看作是一个“示意―推理”的过程,并提出言语交际是按一定的推理规律进行的一项认知活动。“示意―推理”模式指交际者设立一个语言刺激,通过该话语向本人和听众示意(包括明示和暗示)自己的交际意图;通过这个刺激的示意作用,听众心理建构起一系列假设,具体说就是指理解该话语的前提,也就是关联理论中提到的“话语语境”。相同的语言在不同的语境下可以表达截然相反的语义,这里的语境指的不仅是上下文语境,而且是语言所处的话语语境――推理该语言所需的(文外)语境信息。[3]
作为近年来具有颇大影响的认知语用学理论,关联理论的功用逐渐得到了其他领域的认可,比如翻译学领域。由于关联理论是从能力(competence)而不是从行为(behaviour)的角度来看待交际,因此从关联理论的途径研究翻译,就突出了翻译的认知特性,它研究译者的交际能力,即翻译能力。[5](P9)
翻译是传递信息的跨语言交际,而言语交际的基础是交际双方共有的认知环境。根据关联理论,翻译是一个双重“明示―推理”交际过程,在第一个“明示―推理”环节中,原文作者向译者发出示意,译者则根据原文的语境信息以及关联原则对原作者的交际意图进行推理理解。之后,译者进入第二个“示意―推理”过程,在关联原则的制约下根据自己对译文读者的期待和接受状况的估计,将原作者的交际意图和信息示意给译文读者。[6](P58)在这一过程中,译者同时扮演了读者和交际者两个角色,翻译的过程就是?纱瓮评砗脱罢夜亓?的过程。而翻译的目的就是使译文在译入语读者中产生足够的语境效果,即译入语读者能找到译文与之认知环境间的最佳关联。因此,译者要具有对原文产生多种阐释并根据关联原则从中选出一个最佳译文的能力。
下文将以关联理论为依托,选取分别由美国译者葛浩文和中国译者施晓菁所翻译《骆驼祥子》英译本中的方言译文进行比较,探讨方言汉英翻译过程中如何实现最佳关联。
三、从关联理论角度分析两译本中的方言词语
(一)实词类
1.名词
(1)在巡警眼中,祥子是头等的“刺儿头”,可是他们也不敢惹“刺儿头”。(《骆驼祥子?第二十一章》)
He was,in the eyes of the police,a hard nut to crack,someone to be provoked at their peril.(葛浩文,2005:133)
To the police he was a“prickly pear”of the first water and none of them dared provoke him.(施晓菁,2001:467)
儿化是北京方言中极常见的现象,“刺儿头”即“刺头”,义为遇事刁难不好对付的人,运用了比喻的修辞手法。施晓菁将之译为“仙人掌果”(仙人掌边缘生出的带刺的梨形果实),生动地刻画了喻体“刺头儿”的形象,加上双引号,以示意读者此处运用引申义而非本义,使读者在阅读时产生联想而不感到突兀。葛译则采用俚语套译,将其直接译为英语中有相同意思的俚语“a hard nut to crack”,体现葛浩文本人与译文读者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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