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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规范论角度解析《飘》的两个中译本 　　[摘 要]作为世界文学宝库的经典巨作，美国通俗小说《飘》历来得到中国文学界尤其是中国译家的关注。傅东华和李野光等人分别于1940年和1990年将《飘》译介到中国，二者的译本存在很大的不同。从图里规范论的角度对两个译本进行解读，发现翻译是一个译者的决策过程，是一个受规范支配的过程，规范对译者的决策构成选择性的制约。规范因时而异，译作也要因时制宜。然而译者并不是规范的奴隶，译者可以在规范的制约下，发挥能动性，做出个性化的选择。 　　[关键词]规范论;飘;傅东华;李野光;个性化选择 　　[中图分类号]H3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712（2015）25-0141-02 　　一、《飘》简介 　　《飘》是美国女作家玛格丽特?米切尔（1900―1949）的唯一作品，也是使她名扬天下并在文坛上占有一席之地的爱情巨著。小说以美国南北战争为背景，讲述斯嘉丽与几个男人之间的爱恨情仇，与之相伴的还有社会历史的重大变迁。目前中国市场上存在的《飘》译本有很多，这些译作风格各异。其中，傅东华先生1940年的译本是将《飘》译介给中国读者的第一个版本;李野光等人于1990年完成《飘》的复译。这两个译本诞生的时代背景不同，译文的风格也是各具特色，读者的反应更是褒贬不一。 　　二、图里规范论 　　1972年，霍姆斯发表《翻译研究名与实》一书，探讨了翻译研究遇到的瓶颈，并指出“翻译研究是一个概括性的集合名称，指以研究翻译现象为基础或重点的一切研究活动”[1]71。自此，无数学者为描述性翻译研究的发展献智献策，其中，图里规范论的确立和发展对描写翻译研究的普及和应用起到了重要作用。传统的视角评价译本，焦点往往局限于译本的措辞、句子的结构、语义的传递、语言风格等文本层面。描写翻译研究不再刻意对译本的好坏进行评价，它采用更加客观、系统、科学的方法在分析文本的同时将社会文化因素考虑在内，在目标语系统下对目标语文本进行分析。描写翻译研究的切入点是目标语，即译本。本文选取的《飘》的两个中译本，运用规范论进行比较，通过还原译者的决策过程，探究不同译本中制约译者做出不同决策的相应规范。图里将规范分为：预备规范、初始规范和操作规范。本文从三个规范出发，揭示导致两个译本不同的原因，阐释影响译者选择不同翻译策略的规范，从而彰显规范对译者的选择性制约以及译者本身的个性化选择取向。 　　（一）选材取舍，大势所趋 　　从时序上讲，预备规范是最早介入翻译活动的规范，它指的是“影响文本选择的规范，包括翻译政策和翻译的直接性问题”[1]58。在20世纪40年代的大背景下，中国自身文学的体系尚没有发展成熟，文学体系内部存在空缺，译者纷纷从国外引进作品试图文化救国。美国通俗小说《飘》出版之后，在欧洲引起轰动。傅先生在《飘》的译序中也写道，“由本书拍摄成的电影《乱世佳人》（曾译作《随风而去》，在上海上映四十余日，上海人民大起起哄，形外国影片映演以来未有的记录，同时本书的翻印本也成了轰动一时的读物，甚至有人采用它做英文教科书了”[2]1。电影为《飘》中译本的产生宣传造势，并为其积蓄了一定的群众基础，傅东华的译本（以下简称“傅译本”）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 　　李野光等人的译本（以下简称“李译本”）出现在50年后。1972年中美重新建立外交关系，两国人民迫切需要积极有效的途径来增进了解，深化友谊。先前傅译本将原作中大量的异域风情和文化背景信息进行了删减，一定程度上损伤了《飘》作为文化载体的价值。到了20世纪90年代，傅译本才子佳人式的爱情小说已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社会和民众渴望的是更能代表美国精神、渗透美国历史的作品。因此《飘》的复译被提上议程。国家开放政策的引导，新翻译思潮的涌入，傅译本文化载体性的缺失以及民众对异域文化的渴求促使李译本产生。 　　（二）归异选择，因时制宜 　　文本确立之后，译者面临的任务就是翻译策略的选择。图里把制约这一过程的规范称为初始规范。翻译是一种社会文化行为，因此它受特定历史文化因素的制约。“任何翻译都涉及两套语言文化系统，这两套系统在译者的翻译活动中都会施予影响和效力。”[3]55译者作为能动主体，在各方面因素的影响下对这两个系统进行有侧重点的选择。图里将这种左右译者“在目标与系统和原语系统之间做出选择的规范称为初始规范”[3]56。如果译者的决策更加倾向于原语系统中的规范，那么其译文会保留大量原作的语言文化差异，体现出接近原文的“充分性”;相反，如果译者更加倾向于目标语系统，那么译文就会在很大程度上被译入语文化同化，表现出更接近目标语文化的“可接受性”。[4] 　　傅译本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即弥漫着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气息。当时，翻译主流侧重于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倡导将社会公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