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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奇迹神话的反思 　　摘要：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亚洲奇迹曾是亚洲人的骄傲和荣耀。但任何光辉都有失色的时候。近十年，面临亚洲金融危机和创新时代，使我们分别从上层反思两个问题：如何协调经济发展目的和社会规制手段，如何平衡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发展质量。从下层看，人们从中到底得到了什么？众生是洋洋自得的经济绩效的牺牲品，还是受益者。 　　关键词：亚洲奇迹亚洲金融危机创新时代 　　 　　一、亚洲金融危机――协调经济发展目的和社会规制手段 　　 　　过去，亚洲政府遵循两大“秘诀”创造经济增长“奇迹”：确保财政盈余、贸易盈余，鼓励直接投资、间接投资。亚洲政府和人民，在经济方面的稳健务实的作风和积极投入的姿态，在60到80年代，以可见的令人鼓舞的经济绩效获得应有的回报。这是“亚洲奇迹”―令外面人瞠目结舌、令自己人骄傲不已的“神话”。 　　曾记否，发生在90年代的泰国故事……政府在市场失灵之前先麻痹大意而失灵了。泰国发展研究机构主席西阿姆瓦拉，在评论亚洲金融危机时说：“货币市场真的发疯了，我们现在正在遭受惩罚,因为我们打开了货币市场去承受全球化的力量,而这股力量来势太猛。” 　　这场危机的发生，就像是尚未修葺好的房子容纳满屋的热闹人群，房子摇摇欲坠，过路人轻轻一触，房子就塌陷了，眼前的惨状是房子崩溃了（泰国的金融体系崩溃了），里面的生命蒸发了（流动在泰国金融市场的财富蒸发了），一团墙灰瓦砾四处喷散，波及周围（金融危机连累整个东亚）。房子建了就是要开放的，可惜开的不是时候，不免让人警醒地想起外交领域的高频词汇“太早和太晚”。因此，那些采取保守金融政策策略的国家暗自庆幸多亏胆子没像泰“哥”那么粗放，同时，这也成了日后继续奉行保守策略的有力论据。 　　亚洲经济体笼罩在怀着美好愿景的氤氲里，在拥抱全球化进程上撞了南墙，撞地头破血流，惨绝人寰。也许是因为被氤氲所迷惑而过于乐观，也许是因为年少无知，发育不全，视力不佳，没看清前方的路况，泰国――出师不利――没能乘着全球化这股东风乘胜追击，相反却被这股来势凶猛的力量吹的人仰马翻。这次试水失败，让许多尚未敢靠近“水”域的亚洲经济体擦了擦眼睛，掸了掸身上的灰（前面房子的比喻――房子塌陷导致墙灰瓦灰四散），扶了扶眼镜，探视到资本主义自由经济催生的金融市场的“真相”种种――诱人的“万花丛”中点缀着几颗糖衣炮弹，几张“笑”脸来意不明。吃一堑，长一智。其他国家在这方面更加谨小慎微，亦步亦趋，像中国和越南，就放慢了资本市场开放的脚步。 　　绝好的政府首先应是绝理性的，清楚地知道经济安全的边界。在国民一穷二白时，能够集中调配资源，全民作战，加大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投入，从起跑线上冲出去；当经济繁荣之时，在安全边界之内，政府可以为经济进一步增长创造更大的空间，积极营造一个信息对称、交易自由、竞争平等的市场环境，延长经济周期中增长那一段；在经济之野马即将脱缰之时，政府能够不为少数利益集团牵绊，顶住内外压力，控制局面，把经济收回在安全边界之内。正常的经济该像正常的人――有两只手：一只是无形的自由市场之手，另一只是有形的政府管制之手，两手并用，该出哪只手时就出哪只手。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正常运作的情况下，能够凭无形的手以最有效率的方式达到经济发展的目的，但市场失灵时，就得需要另一只手的帮助――政府管制。 　　做进一步评价，社会规制作为达到经济发展目的的手段是一只双刃剑：正确的管制帮助绕过经济发展的障碍，比如金融危机形式下，实施货币、财政政策进行积极调节，或是通过舆论给民众以信心；错误的管制增添经济发展障碍，比如金融市场尚未成熟、金融体系尚不健全、金融监管上不全面的情况下开放资本市场导致的亚洲金融危机；政府承担“非慈善家”时做出的决策也可能会影响市场效率：在“俘获”理论中，政府不总是代表公共利益的“慈善家”为社会整体福利考虑，有时会是“经济人”；政府政策是政治市场上的公共产品，利益集团提供政治捐献来“购买”政策，这种现象也被称作裙带资本主义。比如泰国的真空政府，印尼的长期个人独裁，马来西亚的强人崇拜，还有一些民主政治的竞选活动，政客与资本大鳄的关系心照不宣。相对于西方的任务导向文化，东方的关系导向文化充分渗透到商业生活中，所以利益集团为“购买”对自己有利的公共政策和政治立场进行的“无效投资”（不是投入到生产中去的投资）是社会规制对经济发展起反作用的因素之一。 　　 　　二、创新时代――平衡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发展质量 　　 　　克鲁格曼在《亚洲奇迹的神话》对亚洲奇迹的总观点就是，亚洲增长是依靠投入而不是效率，以亚洲国家为代表的的依靠人力物力投入的“外源性”增长不能取得可持续的增长，只有以欧美国家为代表的以技术引领的生产效率增加的“内源性”增长，才是长期增长的保证。并且，他拎出三个亚洲国家以不同的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