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三言为例浅析冯梦龙偷情故事模式.docVIP

以“三言”为例浅析冯梦龙偷情故事的模式 　　摘要:明代中叶,市民阶层成为新兴的庞大读者群。为了在迎合读者和劝善惩恶之间找到平衡点,冯梦龙在“三言”中叙述了大量的偷情故事,并为这些偷情故事设计了颇具匠心的模式。 　　关键词:三言;偷情;模式 　　 　　明代中叶,城市商业经济空前繁荣,市民阶层迅速壮大,文学创作的接受对象逐步大众化、市民化。为了激起读者的阅读兴趣,实现文学作品的商业利益,文学创作也不得不迎合世俗的审美情趣,将大众的审美情操作为一个重要的创作追求。因而“三言”的作者冯梦龙也需要在创作中加入一些世俗的、新奇刺激的元素;而冯梦龙作为一个传统文人,也不忘文人士子的节操,肩负起文以载道的使命,怀着“醒世”“警世”“喻世”之志,整理、编撰“三言”,通过对偷情人物角色的不同命运安排,来达到维护封建道德伦理的目的。这些性爱故事既满足了读者感官享受的需要,又以一种平易近人的方式向读者灌输趋善避恶的观念。 　　另外,为了在迎合读者和劝善惩恶之间找到平衡点,冯梦龙为偷情故事设计了颇具匠心的模式: 　　 　　一、佳人临窗赏街景,路人见色起淫心 　　 　　冯梦龙所塑造的女性人物形象,都具有传统男权社会赋予女性角色的共同特征:美丽。在中国古代,受文人青睐的女性,多是容颜姣好的。如兰陵笑笑生笔下的“潘金莲原是大户人家的小妾,颇有几分姿色”(《金瓶梅》),施耐庵的“看那妇人,虽无十分的容貌,也有些动人的颜色。但见:松云髻,插一枝青玉簪儿;……若非雨病云愁,定是怀忧积恨”(《水浒传》中的金翠莲),等等,都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的。 　　在中国古代的男权社会中,男性的统治地位不仅表现在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也表现在对女性的统治和要求上。社会认可的男性价值往往与其财产、社会地位、拥有的女性数量与质量息息相关。尽可能多地占有女性,尤其是出色的女性,是男性展示其社会能力与权力的重要标志。在性别歧视与等级制度的双重压迫下,外貌成为衡量女性价值的根本条件,女性唯一可以选择的生活机遇是依赖于姿色来取悦男性,来可能获得幸福的爱情和美满的婚姻,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而言,女性只不过是靠容貌依附于男性的物化了的人。 　　冯梦龙作为一个生活在男权社会里的男性,不可避免地也会受到主流观念的影响,将外貌视为衡量女性价值的主要标准。因此,冯梦龙笔下的女主角们都长得美貌非凡,少女鲜妍明媚,妇人端庄秀丽。 　　如:《喻世明言》第二十三卷《张舜美灯宵得丽女》写刘素香:“生得凤髻铺云,蛾眉扫月,生成媚态,出色娇姿。” 　　又如《喻世明言》第二十九卷《月明和尚度柳翠》写吴红莲道:“年方二八,花容娇媚,唱韵悠扬;……这长老看了红莲如花似玉的身体,春心荡漾起来”;写柳翠翠,“年纪一十六岁,生得十分容貌”,“丰姿貌美,聪明秀丽”,且色艺双绝。 　　此外,尽管这些女子们一个个生得漂亮非凡,但在中国古代传统社会,特别是传统道德观念的束缚下,终日只能在深闺走动,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外面的狂蜂浪蝶始终难以窥见这些天姿尤物。所以,为了使故事能顺利发展下去,冯梦龙为“奸夫”“淫妇”设计了一种合情合理的邂逅模式――女主角偶然一次临窗赏景,恰巧路过的男子一见动心。 　　《喻世明言》第一卷《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的王三巧和陈商的风流韵事就是由此引发的。新婚四年的丈夫蒋兴哥于二月到广东做生意,与妻子王三巧约好一年便回。到来年二月,王三巧思想丈夫临行之约,时常到前楼窗边张望,将路过的陈商错认作丈夫,因此揭开帘子,定睛而看。陈商恰巧抬头望见王三巧,原来是个年少的美妇人,从此心心念念地放她不下。 　　《醒世恒言》第二十三卷《金海陵纵欲亡身》中亦有类似情节,“海陵在汴京时,偶于帘子下瞧见定哥美貌,不觉魄散魂飞,痴呆了半晌。”在这里,冯梦龙安排帘子作为金海陵与定哥邂逅的媒介。 　　《喻世明言》第三十五卷《简帖僧巧骗皇甫妻》中杨氏被和尚奸骗也是由“帘子”引起。如若当初没有帘子下的相遇,杨氏就不会遭遇被丈夫抛弃被和尚奸骗的悲惨事件。这些都符合女主角偶然一次临窗赏景,恰巧路过的男子一见动心的邂逅模式。 　　由此看来,在冯梦龙的邂逅模式里,窗、舱门和帘子是至关重要的因素。若少了这些元素的介入,偷情故事将难以合情合理地发展下去。当然这只是一个重要的模式,而并非唯一的模式,本文在此不作详述。 　　 　　二、“红娘”居中巧周旋,佳人中计失贞节 　　 　　在中国历史上,“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礼记?郊特牲》),女性从来没有自己独立的地位。在这种男尊女卑的形势下,贞节成了封建伦理对女性(而不是对男性)的特殊要求,它包括婚前的守护贞操和婚后的为夫守节。 　　到明末,程朱理学已形成了比较成熟的理论体系,针对女性的贞操观念开始宗教化。与以往相比,明清时期的贞节观念极为严密:从一而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