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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视野看中国“发展模式”的选择 　　经济文明是政治文明的基础，如果没有经济的文明，一个人均GDP非常低，生产力非常不发达的国家，在政治变革上如果超前的话，基础就不是太稳固。 　　随着“逆全球化”思潮的抬头，世界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政治经济环境。在西方政治制度与治理效能遇到质疑的时刻，中国的发展模式将对世界的走向与未来产生更大影响。“中国道路”的成功经验是什么，怎样才能保持它的灵活性和开放性，经济绩效能否持续为“体制”的活力输出能量，就这些问题，本刊记者专访了中央党校国际战略所副所长周天勇。 QA 　　N-南风窗 　　ZH-周天勇 　　战后发展路?降难≡裼氤砂? 　　N：国内外学者对“中国模式”的研究几乎有一个共识，认为改革开放后近40年的成功经验在于保持了制度的灵活性和弹性，从世界历史经验中，怎么看待中国的发展路径选择？ 　　ZH：战后，独立了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着两种发展模式和体制选择。一种是西方的民主政治、自由的市场经济；一种是苏联式的发展模式，政治上高度集中，实行计划经济。从这些国家和一些地区的发展经验来看，新加坡、韩国、中国的台湾和香港地区是属于比较成功的。在体制上，这些国家和地区普遍实行政治上的相对集中，包括战后初期的日本，在政治上其实也是严格控制的。与此同时，这些国家和地区都实行市场经济。一是在经济体制上完全实行了市场经济，二是开放，实施了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战略。正是基于这两个方面，使这些国家和地区取得了发展的契机。 　　另一种制度选择就是追随以美国、欧洲为代表的西方体制。战后独立的国家选择这种模式的很难说发展成功了，比如说菲律宾、印度这样的国家。战后初期的印度，政治上是西方民主，经济上实际是计划经济和国有制。此外就是拉美的许多发展中国家，他们在政治制度上学习西方，但在经济上实行的是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战略，也就是说与东亚那些国家和地区完全相反，用高关税、高币值、出口配额管理等等把国外的商品挡住，还有就是拒绝外国的投资，只借债、发债。 　　所以，一个国家的发展并不是像人们想当然的那样，只要建立了西方民主，发展中国家就可以进入工业化社会，成为发达国家。西方民主制度有它的弊病。首先是民粹化、高福利化的情况会越来越严峻。比如说，芬兰准备实行“无条件基本收入”社会实验，给部分低收入者每月无条件发钱，以后可能还会扩展到全部公民，这个承诺财政负担得起吗？会不会导致效率下降？政治民粹化很容易让治理失去理性，如果兑现不了承诺，政府就得借债，像希腊危机一样。另外，民主制度下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以韩国为例，在政治集中、经济分散化的阶段，基尼系数是比较低的，政治分散以后，逐步发生了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基尼系数提高。 　　当然，政治上高度集中、经济上同时高度集中的模式也没有发展成功，比如说前苏联等。那么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实际上是选择了政治上适度集中、经济上分散这样一种搭配，再加上东亚国家已经实践了一段时间的出口导向工业化战略，才有了近40年的成功发展。 　　N：在超高速经济增长结束之后，应该怎么看待中国发展路径的走向，怎样保持制度的灵活性和适应性？ 　　ZH：与东亚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可以说是后发的发展地区。上世纪末，韩国、中国的台湾就已经进入了新兴发达地区，台湾地区在1992年人均GDP就超过了一万美元，韩国是在1997年达到了人均一万美元，而中国大陆去年的人均GDP在8500美元左右。所以说，我们还没有成为一个新兴工业化发达国家。那么，未来如何选择？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验表明，当一个国家还处在发展阶段的时候，选择一个分散的、民主政治的体制，能不能保证经济的高速增长、使整个社会向前发展，这是值得怀疑的。当然，我们今天面临的环境和日本、韩国、新加坡当年实行政治上适度集中和经济市场化体制的时期完全不同了，今天的社会环境使得政治上的集中面临更大的挑战。 　　对外开放要有更高的层次 　　N：中国模式在过去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全球化这个背景，那么在当前“逆全球化”思潮、孤立主义和保护主义抬头的时候，对外开放的体系应该如何调整？ 　　ZH：对外开放和工业化战略实际上是一体的。回到战后初期那个历史阶段，采取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战略，还是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战略意味着封闭还是开放。当年很多独立了的发展中国家有这么一种想法，他们的产品非常便宜地卖给发达国家，发达国家把高价的制成品卖回来，这里面就存在剥削，发达国家是中心，发展中国家变成了外围。 　　拉美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就持这种观点，所以他提出了发展中国家要建立自己的工业，不要让发达国家的产品卖到发展中国家来，不要让跨国公司进来，不让发达国家的投资进来，国有工业可以向他们借债，发展中国家自己发债救济。这种道路叫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战略。另外一种就是东亚国家的出口导向工业化战略，允许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