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公民参与思想对民主政治建设启示.docVIP

亚里士多德公民参与思想对民主政治建设的启示 　　〔摘要〕亚里士多德认为，公民参与的实质在于推进公民的公共参与，公共参与必须以公共理性为前提，而公共理性需要加以培养。亚里士多德这一思想对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具有一定启示意义：公民参与意识的高低，直接关涉民主化的程度；公民参与的理性水平，关系到民主的效能；法治教育与公民教育是培养公共理性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亚里士多德，公民参与，民主政治，公民教育 　　〔中图分类号〕D091.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0）05-0125-03 　　 　　公民身份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不同思想流派的眼中，含义大相径庭，正如茱迪?史珂拉所言：“再也没有哪一个词汇比‘公民权’①这个概念在政治上更为核心，在历史上更加多变，在理论上更具争议了。” 〔1 〕 （P3 ）古希腊有着深厚的公民身份传统，而亚里士多德无疑是古希腊公民身份理论的集大成者。本文试图在分析亚里士多德“参与式”公民身份思想的基础上，探讨其对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启示。 　　 一、公民参与意识的高低直接关涉到民主化的程度 　　亚里士多德公民身份理论的实质在于推进公民的公共参与，而公民公共参与意识的高低，直接关涉到民主化的程度。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完整的公民概念包括了形式和实质两个要件。所谓形式要件也就是资格，而实质要件则是指构成公民的人们在政治上能够做什么，或者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政治上的自由。” 〔2 〕亚里士多德分析了血缘、政体、职业、性别、财富等因素对公民身份的影响，认为理想的公民事实上只限于城邦的成年男子。而这一概括只是亚里士多德对公民身份进行的形式上的界定，从实质上而言，真正具有公民身份的人是那些参与城邦公共事务的人。亚里士多德是这样界定公民的实质及其同城邦的关系的：“凡有权参加议事和审判职能的人，我们就可说他是那一城邦的公民”， 〔3 〕 （P116 ）“他们既被认为参与城邦统治机构的人们――我们上述的定义就是以具有参加议事和审判的职能作为公民。那么，在变革后凡是已获得这些法权的人们，实际上就必须是公民了”。 〔3 〕 （P119 ）由此不难看出，尽管亚里士多德对形式上的公民身份进行了种种限制，但公民身份的实质在于过城邦生活，在于公共参与，即参与城邦的议事和审判等公共事务。 　　亚里士多德的“参与式”公民身份理论建立的基础是小国寡民的城邦，用费孝通先生的话说，是熟人社会。另外，城邦的文化基本上是一元、同质的。在现代社会，国家规模很大，社会文化是多元、异质的，而“国家规模的扩大导致每一个人分享政治的重要性相应降低。在斯巴达和罗马，即使是最卑微的公民也有权利。而英国或美利坚合众国的普通公民却并非如此。他的个人影响仅是决定政府方向的社会意志之难以察觉的组成部分” 〔4 〕 （P37 ）。同时，多元、异质的文化，又使得公民之间很难通过公共参与来达成共识。 　　亚里士多德所提倡的公民参与显然是直接参与。就我国国情看，全国范围内公民直接参与的条件还不成熟，若超前实施有可能对社会稳定不利。诚如亨廷顿所言：人类可以无自由而有秩序，但不能无秩序而有自由。这对于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公民对国家政治生活层面的大规模无序参与，无疑是不可取的。然而，从上世纪末开始展开的轰轰烈烈的村民自治所以取得巨大成效，一方面与政府的法律和政策的推动分不开，但更重要的是村民直接参与的推动，是村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和自我服务的推动起了主要作用。当前我国城市居民自治的发展现状并不乐观，急需居民的积极参与。近年来，协商民主、参与式民主在西方颇为盛行，在我国也初露端倪，比如浙江温岭的恳谈式民主。而协商民主、参与式民主与亚里士多德的“参与式”公民身份理论是高度契合的。 　　理论和实践都说明，基层民主、协商民主、参与式民主有助于提高公民的参与意识，而公民参与意识的高低，又直接关涉到民主化的程度。 　　 二、公民参与的理性水平关系到民主的效能 　　亚里士多德认为，公共参与必须以公共美德为前提，他尤其强调了“审慎”这一美德的重要性。这对于我们的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重要启示：民主参与的理性水平，关系到民主的效能。 　　正如当代政治哲学家金里卡所指出的：“强调参与仍然没有说明如何保证公民负责地参与，即怀着公益精神而非自利或偏见去参与的问题。” 〔5 〕 （P248-249）也就是说，仅仅强调参与，并不必然会优化公共生活；相反，带着自私或偏见的参与可能会给公共生活带来极大的危害性，而亚里士多德所倡导的公共参与则正是建立在公共美德的基础上的。 　　亚里士多德“参与式”公民身份理论的前提是对公共美德的强调。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和《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提到正义、勇毅、节制、明智等多种美德，公民们所应具有的美德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