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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陶希圣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的学术转型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以郭沫若、陶希圣等为代表的社会经济史研究兴起一时，其中所产生的经济史理论和研究方法对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有着深远的影响。近年来大陆学者对这一学术研究逐渐引起重视，但是由于陶希圣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特殊的身份和地位，大多论述都集中在学术现象，对于陶希圣个人的史学研究，也只局限于他创办的《食货》杂志，对其经济史、社会史的研究成果和理论鲜有论著。本文以陶希圣1931年入北大授课至创办《食货》杂志这段时间为背景，通过比较其学术转型前后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方法等相关问题，从而探寻其学术转型的过程。 　　 　　 一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发生的社会史论战是陶希圣学术转型的大背景。上世纪二十年代初，中国学术界形成了三个主要派别：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社会改良主义，这三派都是“西方社会主义思潮逐渐传入中国”后的产物。[1]1927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进入了低潮期，这一严峻的政治形势迫使人们急切地寻求一条适合中国社会性质的出路，因此由中国共产党内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讨论为肇始，这一命题迅速开始向当时的学术界和思想界蔓延，从而引发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中国社会史以及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战。 　　陶希圣正是这场社会史论战的积极参与者，针对当时争论最激烈的中国封建社会问题提出来自己的理论观点。陶希圣认为：虽然中国在战国七雄时期封建制度已经遭到破坏，中国社会已经进入了商业资本主义初期，但是由于中国长期存在的封建思想阻碍了商业资本主义的顺利发展，这是中国社会现状的症结所在，所以中国并不存在所谓的封建制度。[2]陶希圣的这一观点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认同。随着中国社会史论战的深入，陶希圣先后发表了《士大夫身分的发生发展和变迁》、《宗法理论与宗法的实际》、《中国社会形势发达的新估定》等论文。陶希圣也因此成为了“新生命”派在这场社会史论战中的领军人物。 　　这场论战的结果驳斥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时期的“马列主义不适合中国论”，驳斥了托派主张“中国已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论调，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取得了初步发展[3]。同时这场论战对于学术史上的直接影响表现在“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兴起”[4]。其实社会经济史研究本身的学科特征也正是导致这场论战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初次接受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伊始，“经济决定论”、“经济决定社会性质”就很快被人们普遍认同，并为当时参加论战各派奉为金科玉律。因此，对于中国古代经济史的研究被广泛的关注起来。也正是由于绝大多数的论战参与者为了论证其先入为主的理论，往往是找材料来附和自己的观点。顾颉刚也在以后的史学回顾中，提出社会经济史研究者“大部分只是革命的宣传家，而缺少真正的学者”[5]，顾氏这一在的批判虽然指出了社会经济研究者的身份，但更重要的是就社会史研究方法言，暴露了其中的弊端，即轻材料重理论，对史料的分析也完全依附于理论，缺乏学者治学的精神。 　　 　　二 　　顾颉刚对社会史论战缺陷的披露，也代表了以北京为学术中心的学院派对于这场论战的看法。30年代的北京，经历了胡适所倡导的整理国故运动以及顾颉刚所兴起的古史辨也日益盛行。胡适提出史学的“科学精神”，并且将这一精神上溯于乾嘉考据派。考据之风在北方学术界与当时以上海为中心的社会经济史研究相比，后者的学术性颇为逊色。所以，在上海爆发的社会史论战和经济史研究被当时北京学生作为“一种兴趣”却是“一个京朝派文学和史学的名家不愿出口甚至不愿入耳的问题”[6]。 　　1931年初，陶希圣因对于时政的言论过于激烈，被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检举“颇有讽刺及批评现实政教之长篇与短文”为反动分子，政治上的失意使陶希圣决定由其热衷的社会史论战而转向学术研究领域[7]。而此后的离沪入京，可以说是其学术生涯的重要转折。 　　1931年8月，陶希圣受聘于母校北京大学法学院。此时从作为社会史论战中心的上海北上至学术中心的北京，陶希圣充分感受到了北平那种“非考据不足以言学术”的风气，也正是这种“京海”学术风气治学方法之间的差异让陶希圣开始反思他的治学方法和史学理论。 　　在北京的一年后，即1932 年8 月，陶希圣发表在《读书杂志》上的《中国社会形式发达过程的新估定》[8]对自己参与的这场社会史论战进行了总结和反思。 　　最终在理论上确定了其带有自我见解的“唯物史观”；在方法论上已经彻底否认了“重理论无视材料”的研究方法，并且要参与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同仁抛弃以往所持的观点，用学术的眼光来对待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同时，在这次对社会史研究的再认识，陶希圣开始尝试着如何处理舶来的史学理论与中国传统史料之间的关系，将两者同样视为史学研究中所不可获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 　　陶希圣的史学转型直接影响了他的治学旨趣和治学方法的变化。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