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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生任务”看农民的生命价值 　　摘要：农民在日常生活的实践中寻求生命价值的实现。从家庭生命周期的历程来看，“人生任务”规定了农民在不同阶段需要承担的社会义务及其实现方式，义务感构成了日常生活的驱动力，农民在“人生任务”的实现中获得生命的“圆满”。家本位、代际关系与“过日子”是农民生命价值实现的核心要素，也是理解“人生任务”的关键概念，在实现任务的过程中农民获得了生命绵延感与死后世界的想象，获得了对有限生命的超越，这构成了中国农民宗教意识的某些特征。 　　关键词：生命价值；人生任务；圆满；宗教 　　中图分类号：D422.7；C912.6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7）01-0060-08 　　收稿日期OI：10.13968/j.cnki.1009-9107.2017.01.09 　　基金项目：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15年博士科研启动费（2452015332） 　　作者简介：陈靖（1986―），男，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讲师，农村社会研究中心研究人员，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村社会学。 　　引言 　　贯穿农民生命历程的最终意义是什么？对“最终意义”的讨论通常属于宗教研究的范畴，而宗教是获得人生圆满的途径，涂尔干以降的宗教研究关注价值的超验性（圣）与生活的经验性（俗）之间的冲突。在圣俗二分的分析框架中，中国宗教的研究者很难处理民间宗教这一“模糊”领域，如果说佛教、道教等建制性宗教符合涂尔干进路对于宗教的超验性社会事实的判断，民间宗教则因其非建制性、草根性与群众性而无法被纳入涂尔干的理论谱系。民间宗教的研究者们也发展出“制度性宗教”与“弥散性宗教”的分类来表述这种宗教经验之间的张力[1]；一些从民间宗教实践经验出发的研究，已经关注到了“制度性”与“弥散性”并非截然二分，而是有着复杂关联和交织，因而分类或形态的界定仅有相对意义。民间宗教中，民间信仰这种“不受制度性专门人员控制的行为与信仰”[2]虽然是发生在田野乡间的非理性的、不够精致的宗教形式，但其理论背景仍是关注神明、祖先等超自然力量所展示出的“圣”与“俗”。 　　梁漱溟认为“中国缺乏宗教，以家庭伦理生活来填补它”[3]，来自农民日常生活的分析能更进一步地理解农民在家庭仪式、代际关系中的意义实现，由此扩展“宗教”在民间社会中的分析视域。贺雪峰通过“农民价值”这一分析工具来认识农民生活中的“终极意义”，他认为农民的本体性价值突出地体现在生儿育女与过日子中，社会性价值则表现在面子竞争上，二者构成了农民生命价值的二维[4]。桂华关于中国家庭生活中的“礼”与生命价值的讨论，以“礼”为表述对象，阐述了中国农民的日常生活中的价值体验[5]。本文借鉴了“生命价值”这一概念，它关注农民的人生意义问题，即“生命如何不朽”的问题。有关农民生命价值及其实现方式的研究，构成了中国民间宗教研究的另种取向，这种取向表现在，越来越多的社会科学研究者开始摈弃对于“宗教”概念界定的讨论，转而寻找来自日常生活经验中人们价值与意义的实现方式，从而凝练出了一批具有社会学解释力的本土概念，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吴飞关于“过日子”的阐释，他将“一个人以家庭为中心经营生活的过程”称为“过日子”，通过自杀这一“唯一严肃的哲学命题”来审视活人的意义世界和生存逻辑[6]，陈辉在关中农村的调查中强调了“过日子”更是一套生存伦理[7]，刘燕舞同样通过自杀的村庄演绎，讨论了“奔头”这一本土概念对于生命价值实现的意义[8]。“过日子”“奔头”是农民日常生活中的语言，在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农民都对这些概念有共同的想象和叙述方式。笔者在关中西府邢村的调研中，农民习惯以“人生任务”“负担”“圆满”来表达对于日常生活、人生历程的理解。深受佛教传统影响的关中地区，关于“圆满”人生的想象，是指完成人生必需的功课，达到无缺憾的境界，因而有关“圆满”人生的想象构成了人们生命价值的基本内涵，而“圆满”与否，取决于对人生中的功课―人生任务―是否能无缺憾地完成。 　　“生命价值”是理解农民人生价值的概念，是涉及农民安身立命的价值基础，是回答“为什么而生活”的超验哲学，“生命价值”虽不是一个通用的学术分析概念，但可以通过社会性操作化来推进其理解力，本文中使用“人生任务”这一具体生活实践来阐述农民生命价值的实现方式。通过农民在不同家庭生命周期中的“任务”来考察农民的生命价值。“人生任务”来自村民的日常语言，通常表述为“任务还没完成”，或“尽义务”“完成任务”等。与前文所述的“过日子”“奔头”等民间词汇一样，“人生任务”在特定的群体以及语境中，村民都明白其意所指。本文将剖析“人生任务”的具体内涵，并从中发掘这一概念对于农民伦理与价值的解释意义。 　　一、“人生任务”的阐释 　　关中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