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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聊斋志异浅析蒲松龄儿童教育观
从《聊斋志异》浅析蒲松龄的儿童教育观
摘要:《聊斋志异》自产生以来就以其塑造的生动的儿童形象成为儿童喜爱的文学作品,被儿童广泛阅读。本文从聊斋人物乖巧懂事、知恩向善、重情重义、勤奋智勇等特点进行分析,反观蒲松龄的儿童观和儿童教育观。探讨这一问题可以拓宽蒲松龄及聊斋文化的研究领域。
关键词:蒲松龄;聊斋志异;儿童观;儿童教育观
中图分类号:I207.4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712(2010)03-0014-07
前言
《聊斋志异》是蒲松龄尽毕生精力所成的近五百篇故事的短篇小说集,因此蒲松龄也被誉为“世界短篇小说之王”。《聊斋志异》在中国家喻户晓,脍炙人口,老少皆宜,成书之后即被儿童广泛阅读。很多人都曾忆及童年时代对《聊斋》中多具人情的花妖狐魅的浪漫故事的痴迷,说明这部述异志怪之作的盎然情趣吸引了孩子们的阅读兴趣。《聊斋志异》之所以受到孩子们的青睐,除了蒲松龄在写作上具有高超过人的文学表达技巧外,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那就是作品蕴涵着作者对儿童的关爱。中国传统文化是以成人为本位的,儿童在传统文化中受到轻视,儿童的生活总是以一种依附于成人、从属于成人、围绕成人运转的方式而存在。而蒲松龄长达三十几年的私塾坐馆经历,给了他足够的观察儿童、记录儿童和教育儿童的机会,使他熟悉并喜爱儿童。《聊斋志异》塑造了许多超现实的儿童形象,他们成为儿童心目中的理想人物,折射出作者对儿童所独有的珍贵的人性价值的肯定。这些作品感染了广大的儿童读者,帮助他们理解生活,关注人生。本文就是通过对《聊斋志异》中作者所塑造的乖巧懂事、知恩向善、重情重义、勤奋智勇等人物特点进行分析,反观蒲松龄的儿童观和儿童教育观,从而进一步挖掘《聊斋志异》的文化内涵和教育内涵。
一、乖巧懂事型
父母总是期盼自己的孩子能乖巧懂事,帮助自己和家庭摆脱贫困,因此懂事的儿童是文学创作中常见的形象。蒲松龄在小说中塑造了不少这种懂事的儿童形象,真切地反映出当时人们的愿望。《聊斋》中的儿童有许多是“小大人”,他们忧成年人之所忧,行成年人之所行。如:《偷桃》中跟随父亲行走江湖表演杂耍的“披发童”八八儿,在演出时与父亲一唱一和,配合默契,显然已是训练有素的江湖艺人,_除了“披发”“蓬头”的外形具有儿童特征之外,言谈举止一如成人。《珠儿》中借尸还魂的七八岁詹氏儿,行事甚至比成人还要老成持重,能达成父母的种种愿望。《促织》中成名的九岁子,本来只是出于儿童的好奇天性,想看看父亲历尽艰辛捉来的蟋蟀,却不慎将蟋蟀弄死。成名子自知犯了滔天大罪,吓得投井而死。为了救父亲和整个家庭,死后魂化蟋蟀来弥补自己的过失。化身促织的成名子咬住村中少年好事者的“蟹壳青”的脖子;把啄它的鸡叮得伸颈摆扑;与虫斗,虫靡;与鸡斗,鸡败;“举天下所贡蝴蝶、螳螂、油利挞、青丝额……一切异状,遍试之,无出其右者。每闻琴瑟之声,则应节而舞。”这样一只了不起的促织应该长得像先前成名逮到的那只贡品一样,甚至比它更威猛才对,然而却只是一只“形若土狗,梅花翅”的小不点,但它是成名之子的灵魂幻化而成,他知道自己肩上担子的重量,只有赢才能救父亲的性命,所以小促织使出浑身解数来与比它个大的上品斗,最终不仅救了父亲的性命,还让父亲从此过上了锦衣玉食的生活。沉重的官税负担使孩子幼小的心灵也遭受创伤,并使他们自觉地为父母分忧,承担责任。
“中国的孩子都是小大人。他从小就熟悉那些塑造他们的品行和规范,是他们日后生活的各种行为准则。”《聊斋》中的这些儿童无一例外地早早承担起了家庭的责任,这一类型化的形象与现代文学中那些有着强烈个人意识的儿童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儿童在蒲氏笔下多为小大人,是因为他“对儿童生活的描述在很大程度上带着个人的主观色彩,并且常常受到自身偏见的左右,这正如看一幅画,有人看到了阴暗的部分,有人看到了明亮的部分”。蒲氏通过笔下的这些年少有为的儿童,或多或少体现着他对自己孩子的期盼,他将希望寄托在儿童身上,表达了作家那种关心民生疾苦,为现实痛心疾首的无奈之情。
二、知恩、向善型
儒家讲究知恩图报,从古代的士为知己者死的观念到今天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义气,为人们渲染了浓重的知恩必报的文化背景。儒家更讲向善,孔子在对弟子的训诫中就强调“善”:“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常怀感恩是为人父母、为人师表所必须具备的品质,也是教育儿童的重点。
蒲松龄在《聊斋》中为我们塑造了许多知恩、向善的儿童形象,其中有许多又是以投生报恩的形式出现。如《曹雷》中乐云鹤悉心照顾亡友夏平子的家人,夏平子就转生为乐云鹤的儿子星儿来报恩,“机警非常,十六岁及进士第”,这是“造物之公报贤豪耳”;《长治之女》中潞令为长治陈氏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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