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儒藏精华编看古籍数字化价值理念与技术前景.docVIP

从《儒藏》精华编看古籍数字化的价值理念与技术前景 　　摘要：古籍数字化是数字出版系统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儒藏》工程是中国与韩、日、越诸国进行古籍文献密切合作的成功范例。古籍自身的文本特性以及古籍整理出版的目的，决定古籍数字化宜采取优先服务学术研究的价值理念。该价值取向也决定古籍数字化技术系统的建构方向，必须改变过去单纯以“求全率”与“求准率”为标准的检索功能，转变为真正以研究者为取向的高端智能检索系统。古籍数字化从学术研究走向文化普及，必须充分发挥“1人机结合”的优势，推进学术研究和数字技术双方的合作。 　　关键词：古籍数字化；价值理念；文化普及 　　在十几年前的中国出版界，数字出版还是一个充满争议性的话题，历史悠久的印刷技术似乎造就了我们更倚重书本的传统。麦克卢汉说，今天的加速度趋向于全方位，经济的任何一部分感受到加速发展的时候，其余的部分必然群起效法。当前，电子技术变革的总体前景非常清晰，加速度仍将持续下去，这已不可阻挡。世界图书市场数字化依然在加速推进，而且随着习惯于“读屏时代”的消费群体的快速成长、盗版和免费资源的日益泛滥以及传统出版营销成本的逐年走高等多种因素的冲击，传统纸质出版正面临着艰难的转型。目前摆在人们眼前的已经是如何去做、如何做得更好的问题了。 　　古籍的数字化当然也无法置身事外。古籍数字化关注的首要问题是纸质图书，特别是古籍会消亡吗？美国达恩顿教授戏谑地说，我们制造的信息远远超过能够完成的数字化信息。他例举“谷歌图书搜索计划”有八个方面的技术难题很难被克服，其中最为主要的难题是尽管屏幕上显示的扫描图片正确无误，但是还是不能抓住该书的关键，比如纸张材质、印刷质量和装订风格的“感受”以及体验一本书所释放出来的特别“气味”，是任何电子书都无法提供的。所以，古籍的电子图片远比不上触摸原书来得兴奋。中国古籍文本的特定形式――字体、开本、版式、装帧、纸张材质、印刷质量、装订风格、边栏、天头、地脚、书耳、行款、版心、鱼尾甚至书的页边注等都是文本自身整体结构的一部分，这在文献研究及版本考证等方面呈现的知识信息尤为重要，成为一种表达古籍文本意义的独特结构。比如说，西方采用羊皮装订成册，是横向的阅读方式；中国削竹成册，编定成卷，左右展开，形成的是上下排列、从右到左的阅读习惯，进而形成了东方民族式的装帧风格。对于上述问题，治中国书史的名家钱存训、张秀民、潘吉星诸位先生都有过详尽的研究，此不赘述。纸质古籍具有独特的文化品位，某些物理形态是电子书无法提供或呈现出来的，比起电脑屏幕，许多人更喜欢纸上阅读。故此，可以说纸质古籍不会消失，它将会与数字出版共生。 　　2003年，杨牧之先生以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具有信息容量巨大、检索快捷方便等优势为例，主张古籍数字化，认为这是古籍整理发展的趋势，顺应这种变化是时代向古籍整理工作提出的新要求。这充分说明出版界的有识之士已认识到古籍数字化是历史发展的趋势。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古籍特别有利于建立大型的历史文献数据库，我们有积存数千年浩如烟海的文献典籍可以作为数字出版的内容，且东亚地区长时期通行汉语，我们的优势表现得特别突出。《儒藏》精华编以收录464种在中国学术思想上具有代表性的儒家典籍文献为主，选收韩国、日本、越南历史上以汉文著述的重要儒学著作100余种，共计339册，约2.5亿字。四国古籍文献均通用汉字，语种比较单一，更有利于联合建立大型的历史文献电子文本数据库和高效快捷的检索系统。 　　尤其需要说明的是，古籍数字化与传统纸质出版在文本内容以及目标人群上并无根本差异，只是在使用文本的工具层面发生了变化。古籍数字化以古籍整理出版的内容为基础和前提，其目的与任务应该与古籍整理出版的目的与任务协调一致，即主要还是服务于学术研究。目前甚至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这种状况仍然不会改变，这表明古籍数字化必须采取优先服务于学术研究的价值理念。 　　许逸民先生详细地说明“中国古籍”的定义，认为古籍的主体部分指的是1911年辛亥革命以前主要用汉文编撰出版的图书。古籍文献产生的历史文化语境，一言以蔽之，主要是产生于并服务于传统的知识精英群体。单说古籍呈现的文字内容形式，如沈望舒先生说中国古籍最大的缺陷是整体表现形式上同现代读者有隔膜，文字语言存在障碍。问题是历史造成的，中国语言和文字的形、音、义都有时代的特点，古今语言有―定差异。正如宋代朱熹所说：“当时百姓都晓得者，有今时老师宿儒之所不晓。”（《朱子语类》卷七十八）历代语言可能所指事物古今不同，语法古今不同，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白话文深入人心，读古籍者渐少。古籍的繁体竖排不加标点，古汉语语法、字词义表达方式和现代汉语不同，对各类典故的生疏，客观上缩小了读者范围。古代典籍自身的特点，决定了古籍整理出版与其他图书出版之间的差异，古籍整理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