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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儒释互动视角看契嵩禅师对文中子的评价 　　摘要： 　　宋代佛门大德自主推进的儒释互动，有两个基本支撑点：一是认为佛教主要用于治心，坚持佛教之道尤其是作为其核心的心性论具有优越性；二是认为佛教与儒家的伦理纲常不冲突，承认儒家具有安定社会和维持秩序的功能。文中子王通是隋朝大儒，对中晚唐尤其是宋代的儒家有着深远影响，契嵩禅师称赞文中子为“孔子之亚”和“孔子之嗣”可以从儒释互动视角中得到理解。契嵩禅师高度评价王通，有两个方面的重要原因：一是文中子只是认为佛教不适合中国，但不反对佛教，而且承认佛的圣人地位；二是文中子有着强烈的淑世情怀和救世之策。 　　关键词：儒释互动；契嵩；文中子 　　中图分类号：B24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004-7387（2014）01-0111-04 　　传统启蒙读物《三字经》中提到“五子者，有荀扬，文中子，及老庄”，可见文中子在传统文化中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根据杜淹《文中子世家》所载，文中子，即王通，字仲淹，生于隋文帝开皇四年（584），卒于隋炀帝大业十三年（617）。[1]尽管关于文中子的生卒年有不同说法，但基本可以确定的是，文中子是隋朝人，生前崇尚儒学，有救世之志，但得不到重用。[2]文中子在唐朝前期不受重视，只是到安史之乱后的中晚唐才受到士大夫的普遍关注。宋初“太宗朝一时人多尚文中子，盖见朝廷事不振，而文中子之书颇说治道故也”。[3]在宋代，对文中子的重视不仅出现在儒家士大夫中，也出现在佛门僧侣之中，契嵩禅师对文中子就有着高度的评价，称其为“孔子之亚”。[4] 　　一、宋代儒释互动的兴起 　　儒释互动，就其本意而言，既包含儒家对佛教的吸收和涵化，也包括佛教对儒家的认可与接纳。然而在程朱理学逐渐占据儒家士大夫精神世界主导地位的过程中，尽管程朱理学的代表人物基本上都一度涵泳于佛学，但他们却极为敌视儒学对佛教的吸收和涵化；而佛教对儒学的认可和接纳却更多地是自主进行的，也是广泛和深刻的，本文所讲的儒释互动主要指佛教对儒学的认可和接纳。 　　自魏晋到隋唐，先是玄学后是佛教占据着中国社会尤其是士大夫精神世界的中心地位，这从当时普遍流行的“外儒内道”与“外儒内佛”的观念中可以得知。[5]虽然在此时期儒家没能成为中国社会尤其是士大夫的精神归宿，但儒家极为强烈的入世倾向及其对维持王朝政权和社会秩序所起的重大作用，也引导作为外来宗教的佛教向中国社会本身的世俗化和儒家的入世倾向妥协。随着佛教中国化程度的加深，佛教开始转向入世，这以禅宗的兴起为代表。这种入世转向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认为修行不必在丛林，在家亦可，即禅宗六祖慧能所说的“善知识！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在寺不修，如西方心恶之人，在家若修，如东方人修善，但愿自家修清净，即是西方”；[6]二是认为佛性存在于人性之中，修行之人只要见识到自己心内的善知识就可解脱，即慧能所说的“三世诸佛，十二部经，亦在人性中本自具有，不能自悟，须得善知识示道见性，若自悟者，不假外善知识，若取外求善知识，望得解脱，无有是处，识自心内善知识，即得解脱”；[7]三是认为佛门弟子也应该劳动，“一日不作，一日不食”。[8]这种入世转向集中地体现为一句话：“法元在世间，于世出世间，勿离世间上，外求出世间。”[9] 　　佛教转向入世，为佛教主动地推进儒释互动提供了可能性和思想背景。自中唐至于宋代，儒家的复兴即受到禅宗入世转向的影响，禅宗的发展也深刻地影响了宋代新儒家的“传道”方式；新儒家的兴起与汉唐诸儒的最大差别是新儒家对心性论的强调，而这是新儒家受到禅宗心性论的影响和刺激所作出的应对。[10]北宋中期以前，新儒家的心性论尚未建立起来，并且还没有被士大夫广泛接受，以儒为外教、以佛为内教的思维方式仍然存在着。孤山智圆（976-1022）就认为：“夫儒释者，言异而理贯也，莫不化民，俾迁善远恶也。儒者，饰身之教，故谓之外典也；释者，修心之教，故谓之内典也。……非仲尼之教则国无以治，家无以宁，身无以安，国不治，家不宁，身不安，释氏之道何由而行哉？”[11]在此，智圆承认儒家有助于治理国家、保住身家，佛教只有借助儒家维持世俗秩序才能大行其道。此外，智圆“提倡《中庸》，甚至以僧徒而号中庸子，并自为传以述其义，其年代犹在司马君实作《中庸广义》之前，似亦于宋代新儒家为先觉”。[12] 　　需要注意的是，佛家主动推进儒释互动，除了与佛门中人的自觉有关之外，还与儒学中人的排佛活动密切相关。在智圆活跃的时期，儒家排佛活动还未兴起，但到宋仁宗中期，排佛逐渐高涨，而佛门中人也开始更积极地推动儒释互动以消解儒家对佛教的攻击，这以契嵩禅师（1007-1072）为杰出代表。契嵩禅师，字仲灵，号潜子，“于庆历间，始以文鸣道于天下”。[13]此时，天下的读书人学习古文，倾慕韩愈排佛之举而尊尚孔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