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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年金税收优惠问题的探讨 　　企业年金作为社会养老保险体系的三大支柱之一，在我国开始发展并日益受到关注，但目前我国企业年金税收优惠政策的非完备性、非立法性从根本上制约了其规模的发展。本文介绍了有关企业年金的税收优惠政策的理论基础以及西方发达国家企业年金的税收优惠政策实践经验，分析了我国目前企业年金税收优惠政策的现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出台我国企业年金税收优惠政策的若干建议。 　　[关键词]企业年金；税收优惠；ＥＥＴ；４０１（ｋ） 　　[中图分类号]Ｆ８４０．６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４－５１８Ｘ（２００６）０５－００３３－０５ 　　刘俊宇（１９７６―），男，湖北天门人，经济学博士，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武汉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孙颖（１９８１―），女，江苏如皋人，武汉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湖北武汉４３００７２） 　　本文系邓大松教授主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补充养老保险制度研究”（项目编号的阶段性成果。 　　 　　综观世界各国养老保险改革，在强调国家主导的养老保险责任的同时，企业年金和个人储蓄养老保险发展迅速。世界银行所倡导的三大支柱养老保障模式中，企业年金作为三支柱养老保险体系中的第二支柱，在发达国家得到了广泛的推广应用，并与公共养老金计划组合在一起，共同承担着社会的主要养老职能。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口老龄化的加速以及养老保险给付资金缺口的日益扩大，我国也开始积极地培育和发展企业年金市场，以搭建多渠道的养老平台来应对可能出现的养老危机。但至今企业年金市场发展仍然相对比较缓慢，没有实现其应有的补充养老保险的功能。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我国企业年金税收优惠政策方面的相关制度还不够完善，不足以对企业年金市场的快速、健康发展形成有力的推动作用。企业年金的税收待遇政策是企业年金制度设计中的关键政策，一个优惠的税收待遇政策将促进养老金的储蓄增长，但是也可能因为财政收入流失和鼓励税收规避而提高这种优惠政策的社会成本，例如高收入者对企业年金税收优惠政策的过度利用将会导致财富分配的结果更加趋于两极分化，从而有背设立企业年金税收优惠政策的初衷。因此，对于企业年金的税收政策的制定，在设计上必须把握既能鼓励养老金的储蓄、又能有效避免收入差距的扩大，这对于我国的企业年金制度的发展有重大意义。 　　 　　一、企业年金计划税收优惠政策的理论基础 　　 　　１９６７年，哈佛大学Ｓｕｒｒｅｙ教授首次提出税收支出的概念。Ｓｕｒｒｅｙ指出，与基准税收相比，税收的优惠政策会减少政府的税收收入，减少的数量就是通常所说的税收支出（ｔａｘ 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其中关于基准税收的选择，Ｋｎｏｘ、Ｊｏｈｎｓｏｎ等人认为当没有税收优惠时的税收即是基准税收，它与企业年金的实际税收之差就是企业年金的税收隐性支出。到了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英国财政研究所提出了养老保险计划中的税收优惠的概念。在一个企业年金计划中，企业年金的资金将经历三个交易环节：企业年金的供款征收环节、企业年金的基金投资环节和企业年金的待遇给付环节。因此企业年金的征税领域也就与这三个环节相联系，也就是说，在企业年金的供款征收环节可以对雇主和雇员的企业年金供款征税；在企业年金的基金投资环节可以对投资收益和资本利得征税；在企业年金的给付环节可以对个人企业年金受益额征税。在这三个可能的征税领域，可能存在八种基本的税收组合：ＥＥＴ，ＴＥＥ，ＴＴＥ，ＥＴＴ，ＥＥＥ，ＴＴＴ，ＴＥＴ，ＥＴＥ。其中，Ｔ（ｔａｘ）表示征税；Ｅ（ｅｘｅｍｐｔ）表示免征税。对于企业年金的实践而言，前四种征税组合属于一般形式，后四种则属于少见的特殊情况。 　　选取ＥＥＴ、ＴＥＥ、ＥＴＴ、ＴＴＥ等四种征税组合模式，若不考虑边际税率的因素，对其进行征税效果上的简单比较，可以发现，ＥＥＴ和ＴＥＥ征税组合的效用（即现在消费和退休消费）是中性的，这两种组合对不同的个人待遇是相同的，并且对于政府来说有相同的税收收入净值，只是时点不同而已。在ＥＥＴ下，财政收入被延迟至退休期；而在ＴＥＥ下，财政收入在即期就可以获得。但在实践当中，由于税收减免发生的时点不同，ＥＥＴ和ＴＥＥ就可能会具有不同的效用。如果个人面对不同的边际税率，税前收益率与税后收益率就不相等了。显然，在ＥＥＴ方案下的边际税率更高的个人将得到更多的收益。 　　ＴＴＥ和ＥＴＴ这两个征税组合都涉及到对纳税主体在两个时点分别征税，两个组合的最终结果在计算中是相等的。但是，对基金投资收益征税后的收益率则要低于征税前的收益率。并且，与ＥＥＴ和ＴＥＥ征税组合相比，这两个征税组合对储蓄的激励效应也是不同的，因为现在消费比未来更有价值，即对企业年金供款和基金投资收益征税后的基金投资收益太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