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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价格认证系统适应新常态发展定位政策思考 　　“新常态”是定位我国经济发展迈向新目标、新阶段和新趋势的大逻辑。价格认证系统要再上新台阶，再创新局面，同样需要在把握和适应我国新常态经济的大环境下，寻找定位价格认证事业发展新常态的全新起点。从旧常态走进新常态，从旧背景走进新背景，从旧逻辑走进新逻辑，价格认证系统面临着许多新机遇、新挑战和新担当，迫切需要站在新的历史坐标上，主动适应，审时度势，反思总结，砥砺前行，重新塑造新常态下价格认定工作的新思路、新机制、新动力和新跨越。 　　一、价格认证系统进入新常态发展的基本判断和主要特征 　　价格认证系统新常态是对价格认证机构阶段性发展所出现的新的思维方式、价值导向、动力机制、制度安排等常态化趋势的描述和定义，彰显了价格认定工作规范发展、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的新方位，反映了价格认证事业发展的内在规律要求。这种新常态逻辑定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机构定位新常态，从社会中介性质机构转为财政供给性质机构。经过近二十多年的发展，价格认证系统基本上摆脱了成立初期抢市场、争业务、创收养人、自收自支的中介机构地位，特别是国清3号文件下发以后，各级价格认证机构加快了向财政差额拨款、全额拨款、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乃至行政编制单位过渡的改革步伐。当前，价格认证机构何去何从事关价格认证事业发展大局，加大去“中介化”机构的改革力度，加快从“自收自支”盈利性质单位向财政供给性质单位特别是公益一类事业单位和行政编制单位过渡，已经成为定位价格认证工作新常态发展逻辑的阶段性重要特征。在今后一个时期，越来越多的价格认证中心转为财政供给性质单位的现象，将是一种常态、趋势和主流。 　　二是职能定位新常态，从机构职能全能化、无限化转为机构职能主业化、有限化。曾几何时，“跑马圈地，大包大揽，无所不能，拓展业务”是价格认证机构职能定位的“常态化”特征。这种带有明显功利化色彩的“全能化”职能定位，在争夺过多业务资源的同时，也会积聚和酿造过多的法律风险，必然要被“新常态”下越来越透明规范的“有限化”职能定位所取代。可以肯定地说，价格认证机构只有从“旧常态”下的“做大做强”的思维定势中走出来，专心致志地做好涉纪检、涉案、涉税、涉纠纷调处等价格认定主要业务，才能更好地适应和驾驭价格认证事业发展新常态。 　　三是业务定位新常态，从重视业务数量增长转为重视业务质量提高。过去那种追求粗放型、数量型、外延型增长的发展路径，与今天的价格认证机构的属性定位和发展目标明显冲突，其背后投射出的是价格认定工作从利益导向机制向责任导向机制的根本转变和全面回归。因此，在新常态下，价格认证机构占据传统的业务阵地特别是与社会中介机构相交叉的业务出现流失和大幅缩减，实属一种常态。从现阶段开始，价格认证机构业务定位应当“重质轻量”，把提高价格认定工作质量作为塑造公信力和权威性的重要切入点和突破口。有鉴于此，在日常工作中，淡化业务数量增长规模，始终把聚焦点和关注点锁定在重视和提升价格认定业务质量上，确保价格认定结论书成为伸张公平正义的采信证据，理应是价格认证系统适应新常态发展定位的最高价值选择。 　　四是角色定位新常态，从运动员角色为主转为裁判员角色为主。进入新常态以后，价格认证机构转型发展的重要方向，是全面淡化运动员的角色定位，不做或少做与社会中介机构相互交叉重叠的价格评估业务，主动承担起社会中介机构不适宜做的价格认定或评估业务，切实把工作重点放在委托机关对价格不明、价格难以确认或者需要复核裁定的财物价格认定上。同时，积极协助政府部门做好涉及社会稳定的相关价格争议调解处理工作，充分发挥价格争议调解职能在建立健全群众利益诉求表达机制、有效化解社会矛盾中的裁判作用。 　　二、价格认证系统进入新常态发展后需要应对的主要挑战 　　在新常态下，价格认证系统推进转型发展、规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已经是大势所趋，大局已定。但是，仍然会遇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和新考验，需要引起重视和积极应对。概括起来，其主要挑战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趋势，有可能会对价格认证机构业务职能形成冲击和挤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强调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加大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力度，凡属事务性管理服务，原则上都要引入竞争机制，通过合同、委托等方式向社会购买。从技术层面上看，价格认证机构与社会中介机构之间的业务规则和技术原理有许多相通重合之处，不少价格认定方法和价格评估方法几乎完全一致，二者之间存在着很大的替代弹性。从政策层面上看，现行的政策法规只是有限授权将涉纪检、涉案、涉税收、涉纠纷调处等价格认定业务委托价格认证机构承担，并没有完全禁止社会中介机构可以有条件地涉足相关涉案财产价格认定或评估业务。这就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