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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行政管制进入壁垒文献综述 　　【摘 要】本文通过对政府行政管制导致的行政性进入壁垒进行了文献梳理，讨论了行政管制性的进入壁垒对经济市场的影响，以期梳理理解目前中国转型过程中过多行政管制下的市场结构失衡状态的理论脉络。 　　【关键词】行政管制；进入壁垒；文献综述 　　学术界对于进入壁垒（Barriers to Entry）的研究主要是在产业组织的框架下进行的，自20世纪50年代起，各个学者给出了各种不同的定义，但是其主要思想却是一致的，即进入壁垒的强度是由新进入厂商所处的劣势地位的程度反映。需要指出的是，根据Stigler（1971）[1]的理解，除了政府的管制，其余的进入或者退出的成本是所有进入企业都必须承担的，一视同仁的，故这样的成本可以不被视为进入壁垒，而只有政府行政管制才是真正的进入壁垒。孟昌（2010）[2]指出，现有大部分文献主要讨论的是内生的结构性进入壁垒，而对于市场中存在的政府行政管制导致的行政性进入壁垒的研究则极少。 　　西方经济学关于行政管制的研究，首先是从“进入管制（Entry Regulation）”开始的，以Stigler（1971）[1]为首的一批经济学家对进入管制的实证研究发现，行政管制形成的进入壁垒对产业经济运行产生的影响，比各种经济性进入壁垒更为强烈。本文根据Broadman（2000）[3]的分类，将进入壁垒分为市场性壁垒（Market Barriers to Entry）和行政性壁垒（Administrative Barriers to Entry），这里讨论的便是由行政管制树立的行政性壁垒。相对于经济性壁垒而言，行政性进入壁垒是一种政府行为，具有强制性、随机性和主观性。并且，在我国，由行政垄断和自然垄断形成的行政性壁垒十分突出，产业组织理论对于进入壁垒的解释就显得薄弱。 　　运用行政手段强制性树立某领域或者市场的进入壁垒是行政管制的主要形式之一，即，运用行政手段限制或者不容许某些企业、人员进入特定的市场领域，或者某些企业、人员进入特定的市场领域前必须满足特定的条件和要求。行政管制形成的进入壁垒不仅会限制企业或者人员可能进入的市场，还会限制这些市场交易主体可能提供的产品或服务的品种，从而影响消费者的选择范围。 　　国内关于行政管制带来的进入壁垒，研究者关注的角度主要有： 　　（1）围绕熊彼特假说的争论，即，市场机构与创新之间的关系，魏后凯（2002）[4]、安同良等（2006）[5]、戴跃强和达庆利（2007）[6]等人的研究结果支持熊彼特假说，认为垄断促进了创新；而Jefferson et al.（2004）[7]、周黎安和罗凯（2005）[8]则持相反的观点。 　　（2）行政性壁垒和企业绩效的关系。罗党论和刘晓龙（2009）[9]的研究发现，进入高壁垒行业的企业的经济绩效要显著高于其他企业；汪伟和史晋川（2004）[10]针对吉利集团的研究认为，行政性进入壁垒对于市场性壁垒的替代会导致民营企业家能力的结构性扭曲；而丁启军和王会宗（2009）则认为，政府对于设立进入壁垒的机构以及处于有进入壁垒行业的企业缺乏合理的规制，这是目前行政性进入壁垒低效率的主要原因。于良春和张伟（2010）的研究也支持这一观点，虽然研究并没有找出行政壁垒强度和效率损失之间的关系，但是验证了由于行政壁垒造成的行政性垄断带来的效率的损失。 　　此外，赵农和刘小鲁（2005）的研究发现，在存在行政性壁垒的情况下，在位厂商和非法进入者产品的均衡质量水平与进入管制力度呈负相关关系。 　　行政性壁垒的“扶持之手”假说 　　公共利益理论在“存在一个全能的尽善的政府”的假设基础上，认为政府可以作为最理想的全民代理人，从公共利益最大化（或者说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目标出发，可以通过行政性壁垒发挥三个方面作用： 　　首先，行政性壁垒可以通过限制新厂商进入的方式以平衡行业的供求平衡情况，防止过度竞争。一般认为，在具有明显规模经济的行业，自由进入和退出形成的均衡厂商数量会大于社会福利最大化时厂商的数量，引起过度进入和过度竞争的问题。Weizsacker（1980）运用古诺模型证明在存在规模经济和产品差异的情况下，提高对在位企业的保护（行政性壁垒），减少其受新进入者的竞争威胁，是可以改善社会福利的。之后， Mankiw和Whinston（1986）的研究表明，相对于有固定的设立成本（Setup Cost，即存在进入壁垒）时，完全无阻碍和成本的进入也会造成低效率，即，在存在规模经济的情况下，无阻碍时厂商的均衡数量会大大超过使剩余最大化时的厂商数量，而这也得到了Suzumura和Kiyono（1987）的研究的支持，Suzumura和Kiyono考察了准古诺市场上同质产品的寡头垄断厂商和数量与社会经济福利的关系，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