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我国发展之路是我的学术动力.docVIP

探索我国发展之路是我的学术动力 　　编者按：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中国大地，各行各业万物复苏，呈现一派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景象。在思想活跃的知识分子中间各种理论思潮引发的“文化热”可谓文思激荡、火花四溅、流光溢彩。“新权威主义”理论正是在这样的文化大背景下应运而生，甫一提出即引起较大争议。本文作者以亲历者身份回顾历史，较为详细地披露了这一理论从思考形成到发展完善的研究心路历程。本刊发表此文旨在供历史研究者留史查证。 　　20世纪中期到现在的这六十多年，是中国历史上意义最为丰富深远的时期，处于这样一个大转型时代，应该说，我是一个很幸运的历史见证人。“文革”刚结束后不久，我报考南京大学历史系古代史专业研究生，在郑天挺先生的推荐下，拜入韩儒林先生门下，学习蒙古与元朝历史。入学后不久，韩先生就发现我的特长与他传授的专业有一定的距离，他并没有刻意改造我，而是鼓励我走自己的路。正是导师的宽容，我在南京大学三年的研究生时期，阅读了大量海外最新的介绍历史学理论与社会科学方法论方面的著作，以及俄文版的蒙古史史料。我力求从遥远的历史中去发掘更深的现实启示意义。 　　研究生毕业以后，我到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这条学院派道路可以很顺畅地一直走下去，然而一个偶然的思想闪念，却改变了我后来的命运。有一天，我在讲授中国古代通史的过程时，在课堂上突然产生一个新的想法，那就是，中??清中期的思想界的沉寂，在多大程度上对中国近代应对西方挑战产生消极的影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在1985年花了整整一年时间，去南京西路上海图书馆阅读大量的近代史资料。我写成了一本十二万字的《儒家文化的困境：近代中国士大夫与西方挑战》，此书作为《走向未来》丛书中的一册出版。在这本书中，我分析了作为近代士绅，借助于自己安身立命基础的儒家正统思想，如何在判识西方挑战的性质时，发生了严重的误读，并以此来消极地应对西方挑战。当时《走向未来》丛书在青年一代中影响非常大，又正值上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此书出版后几个月内就印了十万册。我还应邀在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在内的高等院校做《儒家文化在近代的困境》的讲演。多年以来，有些读过这本书的、比我更年轻的学者还对我说，他们是读这本书长大的，这本书《后记》中的那段指明“我们这一代人承担着一种使古人欣慰，使后人羡慕的历史责任”的话，曾经感动过他们。 　　在我看来，学术研究的志业与时代的使命感与责任感如此结合起来，再也没有比我从事的近代史研究更能充分表现了。从此以后，我就从元史转向近代史领域，从此再也没有回到曾经心仪的元代政治史研究中去。 　　严复盛赞袁世凯令我十分震惊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改革开放阶段。我最感兴趣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近代化那么曲折艰辛，充满危机与悲情。我在阅读《严复集》的过程中，读到了严复写给学生熊纯如的一百余封信，信中有一段话使我十分震惊。他在信中写道，袁世凯这辈子做的最为令人痛快的好事，就是把国会给解散掉了，因为这个国会除了捣蛋，除了对政敌的议案投否决票，不会干其他事情。他还说，中国现在需要的不是华盛顿，中国需要的是克伦威尔，是拿破仑。严复的这些言论，对于我来说，可以说是前所未闻，石破天惊，让我深思了很久，并引起我进一步研究民国初年政治的兴趣。 　　我开始研究辛亥革命的失败和袁世凯的崛起。我发现1914年以后的袁世凯，在解散了国民党议员占多数的国会以后，迅速稳定了局势，结束了政治动荡，积极引进实业和教育，颁布了《商法》以及其他与国际接轨的法律。当时的中国风调雨顺，经济发展速度非常之快，如果假以时日，袁世凯铁腕政治下形成的国内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完全有可能为整个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 　　我就沿着这条思路开始思考下去，并在国际范围内对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过程进行比较。有一段时期，我天天从虹口区余杭路的家到五角场的复旦大学图书馆，在那里阅读英文版的历史学百科全书，寻找我感兴趣的内容。我注意到墨西哥的政治强人迪亚士，他和袁世凯治国方式十分接近，墨西哥在民族革命后，一开始建立起来的也是仿效西方的多党议会民主制度，但很快就陷入了纷乱的党争。迪亚士作为军事强人，同样建立起威权体制，他统治的时期也在滋生腐败，但是社会经济也在进步，以至于现在还有人称他为“墨西哥现代之父”。我又注意到韩国的朴正熙、全斗焕时代，他们也为他们国家的现代化与未来的民主奠定了经济与社会基础。 　　正是在这一基础上，我根据对非西方的后发展国家的经验的归纳，提出了“新权威主义”这样一个概念。1987年，我在上《中国20世纪现代化思潮研究》选修课时，就给学生介绍了什么是“新权威主义”。我对“新权威主义”的定义是：“后发展国家在议会民主政治失败以后，作为议会民主政治的反向运动而出现的，具有现代化导向的，以铁腕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