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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宗三论德治及其不足 　　摘要： 　　董仲舒《春秋繁露》作为汉儒政治思想代表作，具有传统德治典型性，但此种德治流于理想层面，其可行性几何，有何不足，如何将其可操作化，未加阐明。牟宗三在其《政道与治道》中，从“理性之运用表现”与“理性之架构表现”角度诠释德治之治道与政道层面，将德治置于社会架构中考察。通过与《春秋繁露》比较后发现，传统德治只有“治道”、“运用表现”，欠缺“架构表现”，治道单线化，缺乏可操作性、可持续性，而该问题往往被忽略。传统德治有三大缺陷不能解决，根源在于缺乏体制架构，解决之道是：从“架构表现”入手，将“隶属格局”转变为“对列格局”，使“人治主义”转变为“法治主义”，以弥补人性之不足，德治才有真正实现之可能。牟宗三统观政道与治道，明其分?H，知其利弊，考虑现实可行性与人性，其考量涵摄了一层现代意味。 　　关键词：德治；牟宗三；董仲舒；《春秋繁露》 　　儒家外王（政治）思想，公羊学家董仲舒《春秋繁露》为一大代表。儒家本是诸子百家之一，富有生命力，而至董仲舒《春秋繁露》以“人副天数”、“性三品”、“德治”等思想见世，汉武帝“独尊儒术”，儒家反而失却生命力。牟宗三对此曾引用陆九渊之言，“象山云：‘秦不会坏了学脉，至汉而大坏。’象山说此话之底子，其眼目当然很高。……归根结蒂还是君主专制家天下之大私一问题。……儒者以圣王为政治上之最高格，此在根本上是反英雄情欲生命之非理性，故贱视五霸以及汉高祖马上得天下所开之英雄。”[1]259这里不仅仅是儒学上升为国家统治思想之问题（德治、治道），而且关涉到政治层面君主专制问题（体制、政道），这二问题内在蕴涵于牟宗三政治哲学运思――《政道与治道》中。《春秋繁露》与《政道与治道》二者都以德治为研究对象，但思路却不甚相同。《春秋繁露》代表传统德治思想，从“人副天数”、“性三品”等方面诠释德治，流于主观理想。传统德治其可行性、不足方面，也未加阐明，这一点也被学界所忽视。依牟宗三《政道与治道》来判摄《春秋繁露》，考察如下问题：传统德治思想到底有有何不足？其根源何在？如何解决可操作性问题？将二者进行对比，有利于对儒家政治哲学进行多元化视角把握与认识，并在古今思想对比中对同一问题进行消化与再理解。 　　一、“人副天数”、“性三品”说与“德化之治道” 　　（一）范畴厘清 　　首先需要界定牟宗三几对概念范畴：“治道”、“政道”；“理性之运用表现”（亦作“理性之作用表现”）、“理性之架构表现”；“理性之内容表现”、“理性之外延表现”。这几对概念其实是两对范畴：一种是德治、人治、泛道德主义、传统治理方式；一种是法治、体制架构、现代治理方式。 　　治道，有儒家治道、道家治道、法家治道等，牟宗三主要阐述儒家“德化之治道”。德化治道主要落实在具体人格上，针对对象为主政者、治者个人，牟宗三称之为“圣君贤臣”。政道，则是指科学民主政治。“理性之运用表现”，属于“德化之治道”，而最高境界，则是“彻底散开之个体主义”。牟宗三所谓“架构”，“依以下两义定：一、从自己主位中推开而向客观方面想，自己让开，推向客观方面，依此而说架构；二、推向客观方面，要照顾到各方面，而为公平合理之鉴别与形成，依此而说架构。”[1]261“理性之架构表现”，则是指科学与民主政治，侧重于体制层面建构。在君民关系上，“理性之运用表现”是隶属方式（Sub-Ordination），“理性之架构表现”则是对待关系、对列格局（Co-Ordination）。在牟宗三看来，“理性之内容表现”，表现为仁者德治，是人治主义；“理性之外延表现”，则表现为政道、政体，属于法治主义方面。“内容表现”、“外延表现”这对概念与“理性之运用表现”、“理性之架构表现”大致相类，只是角度稍异。而《政道与治道》一书中，牟宗三大多以“理性之运用表现”、“理性之架构表现”表示，而“内容表现”、“外延表现”只在妙处与缺点处说明。 　　虽然提法甚多，但牟宗三与董仲舒相同，核心都是在说“德治”。这二字已涵盖了两重含义，首先“治”，是针对主政者而说，而“德”也是同一对象，要求道德高尚，能负起教化万民之责，行不言之身教，化民风、平民心，要求主政者与圣人二合一，内圣外王。且不论其理论实现概率，这是自古以来中国儒家一贯的政治理想，孔子“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政者正也”等语言犹在耳，后世儒家如董仲舒不可能不受影响。治理权力越高，道德要求相应越高。所以德治对象不是对所有人，而是针对主政者而言。 　　（二）“人副天数”：德化之合法性与治道之落实 　　范畴厘清后，再看依牟宗三观点如何判摄《春秋繁露》德治思想。 　　董仲舒所处时代，西汉夺取政权才几十年，国家初步稳定。前朝秦朝以法家思想治国，严刑峻法，吏治酷烈，最终不得人心，二世而亡。汉朝自刘邦以来，深以为戒，一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