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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城市 走出理想国 　　 　　中国正在经历一场全球规模最庞大、最剧烈的城市化运动。人口膨胀、城市格局变化剧烈、经济发展速度快、社区与商业纷繁多变、社会治安和城市管理日益复杂、政府如何布局等等问题，都是城市现代化的障碍。城市要现代化，现代化就要信息化。中国的城市该如何做出抉择？ 　　 　　2000年，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曾断言: 影响21世纪人类社会进程最深刻的两件事情，第一是以美国为首的新技术革命，第二是中国的城市化。 　　城市化是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必然选择，激烈的城市化进程在托起中国经济腾飞的辉煌成果时，也酿成了难以下咽的苦果: 人口激增、房价飞涨、环境恶化……中国城市原有的社会结构和经济形态正经历着严峻的考验。 　　中国的数字城市正是诞生在这样激烈剧变的城市化进程中。 　　“数字城市”正在成为时髦名词，被列入各省市的“十五”规划美好蓝图，“数字化”好像真的要来临了。 　　然而，只过去短短5年，“数字城市”就从众多省市的“十一五”规划中急速隐退。 　　“数字城市”为什么会经历这样的大起大落？“数字城市”是真的消失了，还是早就已经悄悄地走进百姓身边？ 　　 　　中国式难题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是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两倍数，城市集聚经济的速度以乘数效应放大。中国的城市化目标是，到2050年之前，使城市化率从2006年的43.9%提高到70%左右，这就意味着，城市化率平均每年增加近一个百分点，每年约有1200万人从乡村转移到城市。 　　然而，我们不能忽视的是，走过城市化历程，英国用了120年，美国用了80年，而从改革开放算起，中国仅仅走过了30年。 　　人口激增所引发的大量边缘化人群、生活密集所带来的难以承受的房价、日益恶化的环境……在城市化爆发式发展的今天，由其引发的“城市病”正在威胁着人们的生活。由城乡二元分割户籍制度构成的传统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也在城市化的滚滚洪流中，经历着巨浪的摔打。 　　加速完成城市化，又要在激烈的变革中经受住社会结构、体制变化的种种考验，这就是中国的城市化难题，是世界其他国家都不曾遇到的困境。 　　中国的城市信息化就诞生在这样的紧要关口，并被赋予了这样的责任: 在中国城市化尚未完成的情况下，迎接城市变革的挑战，信息化与城市化齐头并举。 　　就在中国面临双重挑战时，涵盖城市信息化所有内容的“数字城市”开始在全球兴起。1998年1月31日，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在加里福尼亚科学中心所做的“数字地球―认识21世纪我们这颗星球”的演讲中提出了“数字地球”的新概念。以地理空间信息为主要支撑的“数字地球”勾画出人类数字生活的美好愿景，并由此引发了世界关于“数字城市”的探讨。 　　十年过去了，发达国家已经走过了以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为中心的起步期，进入到以电子政务、电子商务和社区信息化建设为中心的全面发展期。电子政务、电子商务和社区信息化成为数字城市的三大“引擎”，推动经济社会的全面信息化。 　　数字城市的热潮也波及到中国，那么，舶来的“数字城市”究竟适不适合中国？ 　　中国的城市信息化承载着城市机制和管理方式变革的重任，而西方国家基于“后城市化”时代背景提出的“数字城市”则像空中楼阁一样遥不可及。中国的“数字城市”面临着中国式难题。 　　 　　“理想国”困局 　　翻开陕西省咸阳市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信息化“十五”规划》，“全面建设‘数字咸阳’，加速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进程”被清晰地写进“总体思路中。” 　　“数字咸阳”的目标是什么？从电子政务家庭100%到企业信息化，“数字城市”无所不包。然而，对于一个信息化刚刚起步的城市来说，这样大而全的“数字城市”能够一步到位解决所有问题吗？ 　　不只是咸阳这样一个西部地区的地级市，在东北、华中、华南，几乎所有的省市，从直辖市到省会城市、地级市，“建设数字城市”都成了“十五”规划 中最耀眼的部分。 　　然而，几年后，当本报记者启动数字城市特别报道，向全国各地采访数字城市的优秀案例时，几乎所有的工作人员都要先问一句: “数字城市是什么？” 　　“数字城市更像是一个口号，而不是科学名词。” 北京大学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研究所副所长方裕说。即使是身兼北京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副院长，方裕也无法准确地给出数字城市的定义，他所在的研究院主要专注空间地理信息的研究。 　　早在2000年前，建设部信息中心副主任郝力就曾专门做过数字城市的研究，并参与制定整体框架。早期的数字城市框架主要由基础层、管理层、应用层三部分构成。城市信息基础设施和城市空间数据基础设施构成了统一平台，在此基础上的管理层是对空间信息实施有效管理，而应用层则延伸出针对不同领域的众多应用，涉及政府、行业、企业及公众类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