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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把握黑水城文书史料价值 　　关于黑水城文书的整理和研究情况，已经有一些论著介绍过，这里只谈谈如何准确判断和把握其史料价值的问题。 　　与唐代以前和明清时期相比，宋代的文书资料是最少的。敦煌文献主要是唐代的，北宋初年的文书只有几件；徽州文书主要是明清的，只有南宋的几件地契；国家档案局收藏的历代档案资料中，有几件唐代开元年间的公文，元代的有一些，明代的有数千卷，清代的最齐全，中间恰恰也缺宋代的。可喜的是，已经出版的《宋人佚简》、特别是正在整理出版中的黑水城文书，开始弥补这个缺项了。 　　不过，上古时期的文献资料少，研究问题只能依赖考古资料；到了宋代，正史典志齐全，文集笔记也陡然增多，各种史籍有上千种，学者常有读之恨少、不敢轻易动笔的感觉，从数量甚至内容的涵盖面上看，在宋史研究中并不缺乏史料，所缺少的实际上只是文书(实物)种类，黑水城文书所能弥补的也主要是文书(实物)种类的缺项。比如有关论著研究过的俄藏黑水城军政文书中的《北宋靖康元年保安军德靖寨赵德诚状为申乡贯、三代、年甲等事》，是作为地方小武官承节郎的赵德诚申报家庭情况的文书，最主要的内容是记载了自己的上三代即高祖、祖父、父亲的姓名和官职。其实，历代申报官府的各种“状”都要写清楚三代，南宋时期的《庆元条法事类》中记录的“荫补家状”、“命官关升家状”、“叙用家状”、“试武艺家状”及“差遣状前贴黄”等都是这样；任用官员要填写类似于今天的履历表的“脚色”，也要写明三代的名衔；普通民户的户籍(如敦煌文书中的户籍残卷)、民间流行的婚帖也是如此，这已经是沿用很久的普通习惯了。从研究问题所需史料的角度看，这份文书并没有提供新内容；从资料种类上看，确如孙继民先生很谨慎地指出的，其“可贵之处是展示了宋代家状的实物形态”，帮助我们完成了“二重证据”式的完整认识，证明即使在西北边地，具体的实行情况也与史书记载相同。不过客观地讲，就家状的研究而言，有这份文书实物固然好，没有的话也不影响对问题的认识，因为这并不是个复杂的问题，史书的记载已经很清楚了。 　　与敦煌、吐鲁番文书出自甘肃、新疆一样，黑水城文书内容所涉及的?~延路(今陕西北部)也是西北边远地区；唐王朝对敦煌、吐鲁番地区尚能实行有效的统辖，北宋时期对?~延路的控制则松弛得多，有些政令执行起来不如中原地区正规，灵活变通比较多，有些文书的内容还有明显的游牧民族风俗的色彩。黑水城文书90％以上是西夏文，内容也主要是西夏的，由于西夏王朝的传世文献比较少，二十四史中没有西夏史，这些文书自然成了研究西夏历史的首选资料，如史金波先生百万字的专著《西夏社会》，主要就是用的黑水城文书资料。那么，研究宋朝及元朝历史问题的时候，黑水城文书能否与正史典制同等对待呢?或者说，能不能把西北边远地区的情况推广为全国的通常情况呢?我觉得，可以用来补充说明某项制度在执行过程中的具体情况，即“活的制度史”、制度的灵活性；如果用黑水城文书资料来补充和校正宋元王朝的统一令制，则需要慎重，不能看到文书中有而正史上没有就认为是记载脱漏，甚至把文书中的灵活变通的非正规形式认定为原来的正规制度、把边远地区游牧民族的风俗习惯随意推广放大。我们看两个例子： 　　一个是俄藏黑水城文书中的南宋《建炎元年七月兵士张德申乡状为改姓氏事》，主要内容是：“口口伏为本姓祁，为年小随母嫁(与)张全家。先投粮时，只以姓张德充军。今该口口赦恩，乞认姓祁口。伏乞指挥下所属照会改正施行。未敢专擅，伏候裁旨”，后面有有司批示的“改正”字样。有的学者认为，这件文书说明“宋代对军人乃至官员的归宗改姓是有严格规定的，由此可以进一步对宋代的归宗改姓作深入研究”。从文书中张德署名“兵士”以及“投粮”、“充军”字样，可以知道这是宋代募兵制下边地军户的管理问题，尽管这些军户不是世袭的，兵士也必须终身隶籍，年老才能退役，所以管理很严格；至于军户之外的人包括官员的归宗改姓，主要是个人行为，官府介入的意义不大。宋代很多官员有类似的经历，比如范仲淹幼年丧父，随母改嫁到朱家，改名朱说，考中进士以后自己改回了范姓，据《宋史》本传记载看，并没有专门的手续。 　　对于归宗改姓的问题，还应该注意到一个时代背景：魏晋到唐初门阀世族兴盛时期，官府对上层贵族的姓氏管理很严格，唐太宗修《氏族志》、武则天修《姓氏录》，目的就是为了防止有人私自更改姓氏，冒充贵族，以便编制和固定世族的等级。唐中叶以后门阀世族衰落了，姓氏的管理失去了政治意义，官府介入这些事情的兴趣也消失了。同时，家族组织的典型形态也从政治型的门阀世族转变成了血缘型的敬宗收族的组织，尽管人们的血缘同宗观念强化了，对更改姓氏更慎重了，但已经是个人行为了。到南宋初年，姓氏中政治的乃至行政的色彩已经减退，像张德这样通过严格的官方手续来归宗改姓，可能只是边地军户的管理制度，并不具有普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