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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合作博弈分析 　　[摘要]新中国成立后，农业和农村经济运行经历了农业合作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两个阶段。这两阶段体现的分别是合作与不合作。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现阶段农民合作主要是农民在农业商品交换的过程中，为了抵制中间剥削，加强自我保护，提高市场谈判地住，自发建立起来的联合从事农产品生产、销售为主要内容的合作经济。农民合作的目的就是为了降低交易成本。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大市场与小农户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文章通过博弈分析试图揭示农民合作、不合作的原因，指出农民合作是解决新阶段农业和农村经济运行发展一系列难点问题的有效办法。 　　[关键词]农民合作；博弈；分析 　　[作者简介]史月兰，广西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副教授，广西桂林541004 　　[中图分类号]17321．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07)04―0088―04 　　 　　一、农民合作“囚徒困境”的博弈 　　 　　农民参加合作组织是非强制的自愿互利合作。农民在选择是否合作时，是以利益得失为前提的，这便形成了“囚徒困境”的博弈模型。所谓“囚徒困境”是说：无论对方选择什么，选择不合作总能比选择合作获得更多的收益。但是当双方都选择不合作时，其结果比双方都选择合作时获得的收益少。因此，“囚徒困境”反映了集体理性与个体理性、长期利益与短期利益的冲突。从集体理性出发，博弈双方应当选择合作以谋求共同的长远利益；但从个人理性考虑，每一个人都有不合作的倾向以获取各自的更佳的短期利益。 　　 　　(1)当农民甲选择合作博弈时，农民乙有两种选择，合作或不合作。农民乙选择合作时，农民甲和农民乙均获得收益(3，3)；当农民乙选择不合作时，则农民甲受损，只获得0收益，农民乙则获得收益5，即选择(0，5)。 　　 　　(2)当农民甲选择不合作时：农民乙选择合作受损，收益分配为0，即选择(5，0)；当农民乙也选择不合作时，两个农民同时受损，各自收益为2，即选择(2，2)。 　　农民选择合作的动力来自两方面：一是规避风险。农民的风险来自自然和市场两方面。由于农民作坊式的分散经营模式难以抗击这两种风险，农民由此产生合作“冲动”。二是节约交易费用。交易费用包括市场信息费、价格寻找费用、购买服务费用和交易谈判费用等。当农民产品交易达到一定规模，交易次数较多时，必然产生较大的交易费用。诺斯指出：如果一种制度安排还存在潜在利润的话，就意味着这种制度安排还没有达到帕累托最优，因而处于非均衡状态。制度非均衡的出现，意味着出现了制度变迁的客观要求。为了改变经营的低效率，农民就有强烈的愿望要求合作，形成合作型的合作组织制度。 　　另一方面，机会主义又导致农民持观望态度，合作出现挤出效应。专业合作组织的方式有多种，其中常见的方式包括“市场＋组织＋农户”、“基地＋组织＋农户”、“公司(龙头企业)＋组织农户”、“协会(合作社)＋农户”、“中介＋农户”。无论哪一种方式的合作组织的建立，或由于信息不对称、或前期投入大、或对未来的悲观预期、或信用成本高使得农民对专业合作组织参与“热情”不高，等待和观望成为大多数农民的“经济”选择，较普遍存在搭便车行为。农产品的特殊理化性质使得农产品具有典型的经验品成分，其质量信息很难作出准确的评价，尤其当今社会科技进步迅猛发展，农产品生产、加工和包装技术日臻完善，使得农产品更具有“经验品”特性，再加上农产品“不规则”生产和批量外销，对单个“经验品”的质量检测很不“经济”，其质量信息难以获得。这就使得农民在进行合作时存在机会主义倾向，采取不合作――“背叛”行为。这样势必导致合作组织的带动性功能弱化。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分散的农业生产者，在无外界引力或压力的环境中，农民的选择是自由的、完全理性的。在共同利益驱动下，可能选择合作；当个人利益膨胀到一定时，即当个人从自己的私利出发，则可能选择非合作博弈，也就是个人理性不会促进合作行为出现。 　　 　　二、农业集体化时期农民选择合作是为了集体受益 　　 　　从集体受益而个人支付成本的意义上讲，合作是一种具有利他性质的行为。那么，农业集体化时期农民合作何以可能?解放后，党和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了土地制度改革。将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造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农民成为拥有自己生产资料的土地所有者，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从小农的愿望出发，他们是最希望个人发家致富，也有能力和可能发家致富的。但是，自土改以后，国家实行的许多经济政策却越来越不利于中农和富农的个体经济。当时，为了扶持贫雇农的互助组及其后的合作社，各地对走集体化道路的农民都实行了各种各样的政策倾斜，以便抽走农民单干的一切好处。因为，以农民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小农经济分散、落后，个体农户只有少量的土地和简单的生产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