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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治理结构绩效评价 　　摘 要: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处于发展初期,管理不够规范,运作质量不高。少数人(股)控制、机会主义行为、“搭便车”现象、原子化农民合作带来的高昂交易成本等问题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治理结构的绩效从制度与非制度的统一、理论与实际的统一、经济与社会的统一等多方面、多角度进行评价,对于今后农民合作组织的健康发展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治理结构;绩效评价 　　中图分类号:F306.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0)02―0057―03 　　 　　组织绩效评价一直是困扰经济学、管理学理论发展的一大难题。而对于农民合作社这样兼有企业属性和共同体属性的多元向度的社会经济组织,其绩效评价更是缺少有效的方法,本文就此问题作一尝试性探讨。 　　 　　一、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治理结构绩效的基本评价 　　 　　在我国现阶段合作经济组织股份化趋势的发展中,实际体现为少数股控制的局面。这种“过于集中的股权结构并非是一种有效的治理机制,其原因在于少数人持股过多会降低其他成员对合作社的认同感和归宿感,并可能出现少数成员侵占他人利益的情况。” 　　当然,少数人(股)控制的问题并非是制度自身唯一的原因造成的,这与农民合作素质也有关,一是农民有没有合作意识与合作精神,善不善于合作;二是农民有没有合作的知识和能力。我国农民既缺乏自主、自愿合作的实践经验,同时又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合作化运动心有余悸。因此,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自身难以形成真正的以农户为主体的合作机制与参与机制。 　　在成员高度异质性的情况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除了存在着少数人(股)控制的现象之外,关键问题在于因此而带来的过高的交易成本。之所以产生交易成本,一是源于“交易因素”,二是源于“人的因素”。在新古典经济学的文献中,内生交易费用被定义为由机会主义的对策行为所引起的市场均衡与帕累托之差,反映的是不同利益参与者在争夺分工好处的份额时的机会主义行为所引起的成本耗费,即由于机会主义的存在使得道德风险被放大,从而造成现实均衡与理想均衡出现偏差,该偏差便是既定制度的内生交易费用。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中,成员之间并非简单的控制与被控制、主导与被主导的关系,而是多元主体博弈的过程,合作组织的实现天然地就表现为合作主体之间的相互博弈过程,博弈过程中自然会内生相应的交易费用。 　　一是委托――代理问题引致的核心成员与普通成员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致使掌握信息的少数人可以投机搭乘多数人的便车,核心成员侵占普通成员的利益,甚至将经营风险转移给普通成员。特别是在一人一票制的民主管理原则下,一些具有道德风险偏好的经营管理者一方面拥有决策权,另一方面又有集体投票的民主形式,往往凭借集体名义膨胀自己的决策权,从事风险更大的生产经营活动,内生更大的交易费用。而普通成员自然也是“天生”的“现实主义者”,一旦有机会也不会放弃“搭便车”的可能。因此,蒋永穆、刘承礼(2005)认为,“搭便车”的行为习惯加速了集体行动失效。 　　二是面对分散的农户,内部交易费用随成员数量的增加而相应地增加,当成员数量达到一定程度时,简单的“三会”(成员大会、理事会、监事会)、“两级”(合作社――农户)式结构难以适应实际管理的需要,合作组织内部结构必然走向多层级化,但过多过细的层级化必然带来机构的臃肿、官僚的滋生、组织成本的上升和行政效率的降低。 　　三是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负责人多由农村民营企业家、乡镇干部、政府职能部门人员等其他外部组织或部门的人员兼任,农民社员经营管理能力普遍不高,难以形成对于“内部人控制”的有效监督和约束进而避免社员利益的流失。 　　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至今,总的来看,合作组织的经营与管理不断规范,内部各项管理制度基本建立,半数左右的合作组织已经具有较完备的组织机构,组织职能明确,服务意识强,具有一定的活力,基本能处理好内外部的各种关系。但从全国的总体情况来看,农民合作组织的管理不够规范,运作质量不高。 　　 　　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治理结构中多元参与的负外部性 　　 　　与国外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不同,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并非完全由农民自己创建,而是呈现多元主体兴办的特征。在参与主体中,除了农民,主要还有基层政府、农业部门、供销社、科协、企业或其他经济实体。“相对而言,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真正由农民自己兴办的少,由农民以外力量‘领办’的多。”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农业与农村委员会课题组(2004)调查统计的全国17个省市自治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起情况,由农民牵头的占46.8%。而据黄祖辉等人的(2002)调查,2000年浙江全省2 667家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中,真正由农民自办的只有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