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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和解制度本土化将面临难题与对策 　　作者简介：郑真贤，福建省泉州市人民检察院助理检察员。 　　 　　摘要： 　　刑事和解是二十世纪中叶西方国家出现的一种新的刑事思潮，对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围绕刑事和解制度移植过程中可能面对的与传统刑事司法理念的对立与冲突、被害人利益的司法保护以及刑事和解的负面作用等三个问题展开论述，提出解决途径的思考。 　　关键词：刑事和解；被害人 　　 　　刑事和解，又称加害人与被害人的和解（即Victim-Offender-Reconciliation,简称VOR）是指在犯罪后，经由调停人，使加害者和被害者直接相谈、协商，解决纠纷冲突，其目的是恢复加害者和被害者的和睦关系，并使罪犯改过自新，复归社会。作为一种刑事思潮和理论，刑事和解发端于二十世纪中叶，是西方国家新的刑事思潮和法律价值观变化的产物，自加拿大法律改革委员会1975年率先建议采取审判前的和解或调解等转处措施起，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瑞士等国家相继在司法实践中适用这一理论成果。［1］ 　　在我国，关于刑事和解制度的研究，近年来已形成一股热潮，实务部门也相继进行诸多有益的试点工作。但是，大多数研究成果仅侧重于研究某一类案件应建立刑事和解制度、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及条件或者刑事和解的模式建构等方面，而对移植刑事和解制度过程中可能面临的难题及相应对策则较少论及，目前各地司法机关有限的刑事和解实践也未能提供实证研究所需的素材。有鉴于此，笔者不揣浅陋，试对这个问题从三个方面展开论述，以期对刑事和解制度的构建提供些许“逆向”思考。 　　 　　一、刑事和解与传统刑事司法理念的对立与冲突 　　 　　受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理论的影响,我国主流刑法理论界长期将犯罪视为犯罪者个人对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的侵害,于是对犯罪的追诉和惩罚是对国家、社会利益的维护，而国家、社会利益包含了个人利益，追诉和惩罚犯罪也就自然实现了被害人的利益，所以被害人利益只是刑事诉讼的附带保护利益。加上对国家利益、集体主义的一贯强调，我国刑事法律观念文化具有国家本位的深刻印记，体现在刑事司法过程中，即为国家与被告人的关系为中心的对抗模式，被告人大多处于受动地位，被害人则处于从属诉讼地位。直到近年来随着被害人犯罪学的引进和发展，被害人利益的保护才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刑事和解制度的移植，即是顺应了这一思想潮流。 　　然而，西方传统的刑事法观念是以犯罪人为本位的，刑事古典学派理性地构建了保障犯罪人权利的客观主义刑法理论，刑事实证学派则更为激进地提出刑罚个别化理论。但同样的是，被害人的利益受到了漠视。于是随着被害人犯罪学的诞生与发展，以被害人为导向的刑事保护政策思潮迅速勃兴，刑事和解理论正是在这一思潮与使犯罪人复归社会思想的新发展（源自对以罪犯为中心的监禁、矫正政策失败的反思）的相互作用下产生的。所以，刑事和解是兼顾被害人利益和犯罪人利益的产物，体现了个人本位主义的价值观，在刑事司法过程中表现为以加害人与被害人的冲突关系为中心、社会居中调停、国家为最后保障的多维模式，而不是传统刑事司法中国家―被告人的线型模式。 　　因此，刑事和解的引进必然会引发个人本位主义价值观与现行刑事法中国家本位价值观的对立与冲突。这种冲突最有可能表现为当事人尤其是被害人“角色”转换的不适应。刑事和解将被害人从从属的诉讼地位推至主体性地位，让以前“依赖”国家追究和惩罚犯罪的被害人在中立的调停人的主持下，自己与加害人面对面商谈解决冲突的办法，这样一种角色转换会让毫无准备的被害人茫然失措，从而对刑事和解产生疑惑甚至排斥。 　　解决冲突的根本途径不是“中体西用”，由检察机关或法院再去充当调停人的角色，这样的做法无异于掏出刑事和解制度的价值内核而仅保留其外壳，应是通过制度的合理设置及司法实践的发展达至价值观念的移植。引进刑事和解制度，当务之急是建立专业的刑事和解调停机构，培训合格的调停员，以立法形式确定规范及合理的调停程序。在开展刑事和解的初步阶段，调停机构（调停员）的工作尤其重要，对于宣传解释刑事和解制度、消除双方当事人疑虑以及推进刑事和解健康发展意义重大。在我国，覆盖社区的基层人民调解组织具有丰富的调解工作经验，可以作为建立刑事和解调停机构的重要基础。在行政隶属关系上，和解的调停机构可以划归各地的司法行政机关(司法局)管理，以保持在刑事司法机构之外的调停机构的独立性与中立性。当然，对调停过程的合法性必须确立司法监督或司法控制的方式，初始阶段可由法官或检察官对调停人员的专业知识进行培训和业务指导。 　　 　　二、刑事和解中被害人利益的司法保护问题 　　 　　在刑事和解实践中，首先瞄准的目标是被害人的利益。刑事和解之所以勃兴，如前所述得益于它对被害人处境与地位的充分关注及对其应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