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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法益精神化倾向及其限定原则 　　摘要：法益概念的精神化始终是法益理论的重要趋势，然精神化的法益概念却存在着一定的的缺陷以及由此带来的风险。这种矛盾并非靠使用一个所谓的“客观的”、“物质的”法益概念就能解决。一方面应当根据变化着的社会现实不断探究立法者给予刑法保护的价值选择基准，另一方面针对法益概念的精神化积极进行自由主义、人性原则、宪法框架的合理限定。 　　关键词：法益；精神化；限定原则 　　中图分类号：D9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1)06-0055-03 　　法益是刑法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正因为如此，“几乎每个学者都有自己的法益定义”。这样就导致同样使用法益概念，但各自所指的内容并不相同。有的学者将法益解释为一种利益，有的学者则解释为一种状态，还有的学者解释为价值，其分歧主要在于是否承认法益概念精神化的问题。有学者提出“物质的法益概念”，认为法益是一种客观存在，不能填充“精神的东西”。理由是：法益必须是在现实中可能受到事实上的侵害或威胁的利益，而精神的东西是难以受侵害的(即使受到了侵害也难以评价)，因此不可能成为法益。然而，事实上，法益概念的精神化始终是法益理论的重要趋势。不承认这一点，则等于放弃“法益”这个概念和法益理论本身。 　　一、法益概念的精神化始终是法益理论的重要趋势 　　在宾丁与李斯特将“法益”一词提升为刑法体系的基本概念之前，法益概念前史大致经历了“财一社会生活条件一特殊力”的发展轨迹。“财说”认为犯罪的本质是侵害或者威胁了应当由国家保护的“财”(gut)，财的内容一部分是自然赋予人类的，一部分是社会发展的产物。“社会生活条件说”认为刑罚法规的目的和其他法律一样，都是为了确保社会生活条件。社会生活条件不仅包括社会及其成员的物质存在和自我继续，还包括所有那些被国民判断为能够给予生活以真正价值的善美的和愉快的东西。“特殊力说”认为，法律中所发现的利益，是多数人的利益，是作为共通的妥当的“力”的利益，犯罪是与这种利益相对立的形态。不难看出，法益概念的内涵从一开始就不仅限于客观的、有形的对象。 　　李斯特提出，法益不是立法者的创作，而是在社会生活中生成的、先于法的人的利益。它不属于因果法则支配的世界的现象，只是在比喻的意义上使用的表述。这种观点严格区分了作为保护客体的法益与行为客体的不同，不过也直接导致了法益内容的精神化倾向。至二战前，法益概念的精神化一度成为法益理论的最大特色。受新康德主义影响，学者倾向于赞同法益产生于共同体所承认的生活价值与文化价值，根据共同体的评价形成。 　　法益概念精神化的趋势，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更为明显。当时世界范围内展开了对于无被害人的行为是应当犯罪化还是非犯罪化的争论。在德国，主要讨论的是应否废止处罚同性恋的规定以及是否应当处罚非配偶间的人工授精行为的问题。由此，如果认为刑法应当保护“健全的社会的性风尚”这种社会法益或者保护“优生遗传”这种抽象化的法益的话，那么实质上就使法益的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使法益概念抽象化、精神化。在日本，尽管有学者力图避免法益概念的精神化，但从他们的解释来看，这种努力也不成功。这是因为法益理论认为刑法的任务在于保护法益，然而如果严格贯彻物质的法益概念，那么只能在某种行为形成法益侵害的结果或者危险时才能加以处罚。但是现代社会的某些行为，如破坏环境的行为，单个人的行为并不会直接造成重大的损害，危害后果的出现往往是无数人的行为叠加的后果，而一旦出现这种后果，损失往往是巨大的和难以挽回的。此时如果不将法益概念精神化，刑法显然起不到保护法益的作用。 　　二、正视法益概念精神化潜在的危险 　　当然，物质的法益概念的提出，目的在于使违法性判断成为可以客观认定的现象，从而保障公民的自由。也就是说，法益概念的精神化存在着一定的的缺陷以及由此带来的风险。 　　(一)可能导致法益概念丧失应有的机能 　　限制立法恣意是法益的首要机能。但是，正如日本学者内藤谦所指出的那样，精神化的法益概念尤其是目的论、方法论的法益概念①，丧失了实质的内容与现实的、事实的基础。在立法、刑法的解释与适用上，都可能将任意的价值内容(如国家理念、伦理价值)塞入其中。换言之，一种完全化的精神法益概念，可能导致处罚范围的不当扩大，导致刑法干预国民生活的一切领域。 　　(二)可能导致基于政治的、伦理的考量来界定法益 　　尽管可以说，“法益概念只能限定在刑法范围内，而不能基于政治学或经济学上的考虑来处理法益概念”，然而，这种“纯粹以刑法的观点来界定法益”的作法是没有意义的，也从来没有真正成功过。因为法益概念的内容本身是需要填充的，对于什么东西应该上升为法益是需要进行价值判断的。“在未有刑事立法之前，即已有了法益的存在，立法者只不过将此种法益以保护实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