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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型国家建设战略思考 　　 本文以理性与社会发展之间关系的哲学思考为线索,通过对制定技术创新战略基础的哲学反思,提出建立创新型国家的战略#65377;不同国别的创新模式为中国创新道路提供可参考的依据,中国的技术创新战略应坚持整体性#65380;自主性和人民性#65377; 　　[关键词]创新型国家;战略;哲学思考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06)06-0019-03 　　张丹华(1965―),女,辽宁丹东人,法学博士,上海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65377;(上海 200444) 　　 　　在科技日益成为最重要的生产力的今天,世界各国为争取在未来全球竞争中提升自己的地位,都加快了对科技发展战略的调整#65377;2006年1月全国科学技术大会提出了到2020年把中国建设成创新型国家的发展目标#65377;由此,对创新型国家建设进行战略反思十分必要#65377; 　　知识社会及其技术创新战略并不是没有问题的,它遭到了人本主义#65380;社会批判理论#65380;后现代知识论或科学的多元文化论#65380;社会建构主义等的质疑,现代科学技术导致人的物化#65380;造成“数字鸿沟”,将世界区分为“头脑国家”和“身体国家”#65377;中国正在建设创新型国家,正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我们不能回避这些问题:在战略选择上,是单纯追求技术的先进性,还是体现发展的人民性?在发展定位上,是打造一个“加工型”的新经济增长特区,还是建立一个“头脑型”的国家创新体系?这是我们面临的重要课题#65377; 　　 　　一 　　 　　在西方的文化传统中,理性主义是重要的思想来源和价值取向之一#65377;启蒙运动的目的就是要在对神学批判的基础上从根本上恢复理性的主导地位#65377;弘扬理性精神,把理性精神变成人生存在的思想根基和行为准则#65377; 　　理性启蒙大体从文艺复兴后期至17世纪末,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始确立的时期#65377;16-17世纪的理性启蒙,就是新兴的资产阶级探求新的知识#65380;寻找新的方法,批判经院哲学,力图使精神和思维摆脱宗教神学束缚,以现实和人本身为对象,从而改变了整个时代的思维方式,为资产阶级的壮大赋予了理性和科学的灵魂#65377; 　　近代理性的启蒙表现在两个层面上,一个是以弗兰西斯?培根为代表的现实经验知识的理性启蒙,一个是以勒内?笛卡儿为代表的主体精神世界的理性启蒙#65377;二者相互影响,完成了近代理性启蒙的历史使命#65377; 　　工业革命以来,持续的技术进步一直在证明人类支配自然的神话和启蒙时代的乐观主义#65377;然而在现代技术带来巨大物质繁荣的20世纪,现代技术暴露出的问题也越来越不容忽视#65377;作为现代性运动的必然结果,“技术问题”不仅反映了技术与自然之冲突,还透射出肇始于启蒙文化乃至现代性文化的固有矛盾如文明#65380;道德#65380;价值等诸多危机#65377;理性是西方工业社会的核心文化理念之一,从启蒙理性到技术理性之蜕变以及技术理性的过度张扬是技术问题出现的重要原因#65377; 　　20世纪以来,理性主义借科学技术之手开始指点江山,文明社会的技术化特征更加暴露出来,技术理性带来的“病态社会”#65380;“单面人”的现象,激起西方学者的激烈批评#65377; 　　理性一直是文明社会发展#65380;进步引以自豪的精神支柱#65377;但是近代理性主义哲学主张理性思维至上#65380;科学万能#65380;逻辑方法绝对无误,把五彩缤纷的世界变成概念编制起来的单调世界#65377;理性主义并没有只把幸福带给人们,扭曲人性的近代工业技术文明,使得西方哲学中形成了一股反理性主义#65380;非理性主义的思潮#65377; 　　正如一位批评家所表明的那样:“科学长期被信奉为一种神圣的理性知识的顶峰,它是如此强大,以至保留着对社会变迁兴衰的免疫能力#65377;然而如今,科学正在等待着解构,就像西方其他的权威性教条一样#65377;”[1] 　　作为一种解放力量的启蒙理性,在把人从封建统治#65380;特别是从神统治下解放出来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65377;但随着工业文明的推进,理性开始蜕变,成为达到实用主义目的的手段#65377;“在技术理性大行其事的‘技术社会’,科学技术异化成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用以取代传统政治的一种新型意识形态#65377;”[2] 　　正如美国后现代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大卫?格里芬所言,中国可以通过了解西方世界所做的错事,避免现代化带来的破坏性影响#65377;这样做的话,中国实际是“后现代化了”#65377;[3] 　　 　　二 　　 　　长期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