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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容性增长理念下我国行政救助制度反思与展望 　　 摘 要：行政救助制度是我国行政法制度建设的薄弱环节，与我国当前经济发展水平不协调。包容性增长理念的提出，拓展了行政救助制度的理论视域，为我国行政救助制度增添了人力资本培育、机会公平等价值内涵，对改进行政救助制度新路径的开辟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包容性增长；行政救助制度；价值分析 　　 中图分类号： D632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1）06-0041-03 　　 　　经济发展的成果如何由全社会共享是个难解之题。亚当?斯密说：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中，那么它在道义上将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风险的，因为它注定要威胁社会稳定。[1]我国现行的行政救助制度建设与我国当前经济发展水平不协调，重建或充实行政救助法律制度的任务十分急迫。用“包容性增长”（inclusive growth）的理念和思维审视我国现行的行政救助制度，我们发现，一方面，它契合并夯实了行政救助制度已有的一些理念价值；另一方面，它又拓展了行政救助制度的理论视域，为行政救助制度的重构开辟了新路径。 　　 一、“包容性增长”的内涵探析 　　经济增长与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一直为各国政府所关注。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实施贫困减除的战略，西方的“福利国家”原则曾给这一问题的解决带来了一线曙光，而实践中的流弊却使这一原则大打折扣。发展经济学中的“涓滴效应”（the trickle down hypothesis）认为，经济增长的收益会自动地流散到全社会各个阶层和部门，经济增长自然会降低贫困。但这只是将各国经济增长和贫困情况进行平均测算的理论假说。怎样使经济增长与发展过程更加公平，使增长的成果能够更广泛地被分享，成为发展政策研究的焦点。“包容性增长”理论为我们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新视角。亚洲开发银行在“对穷人友善的增长”基础上提出的“包容性增长（inclusive growth）”概念认为：增长应该是公平、正义的增长；是机会平等的增长；贫困人口也应享有同样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权利参与经济增长过程，为经济增长做贡献，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而不是因为机会和能力的缺失被排除在外。值得关注的是，2010年9月16日胡锦涛主席在第五届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上所作的《深化交流合作实现包容性增长》的讲话中，对包容性增长的思想进行了充分阐释。“包容性增长”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应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 　　那么，“包容性增长”的含义是什么呢？目前，对包容性增长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一般认为，包容性增长（也称共享式增长）是指机会平等的增长，它要求在充分发挥市场酬勤惩懒以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兼顾机会的平等，提倡公平参与。包容性增长的核心是公平、正义地分享发展成果的增长，实现平等特别是机会平等的增长。强调机会平等就是要通过消除由于个人背景不同所造成的机会不平等，从而缩小结果不平等；应建立具有包容性的制度，提供广泛的机会，而不是将促进增长与实现公平的政策割裂开来；强调通过维持长期及包容性增长，确保增长效益为大众所广泛共享。[2]胡锦涛说：“实现包容性增长，根本目的是让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所有国家和地区、惠及所有人群，在可持续发展中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应该坚持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人人平等获得发展机会，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不断消除人民参与经济发展、分享经济发展成果方面的障碍。”[3] 　　用“包容性增长”理念审视我国现行的行政救助制度，则我国现行的行政救助制度有调整的必要。包容性增长理念对我国行政救助制度的影响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它拓宽了我国行政救助制度的理论基础和价值取向。我国的行政救助制度一直蕴含着浓厚的怜悯和人道情怀，把救助者视为客体，而没有以增进其发展为视角进行主体转换。包容性增长理论正好弥补了这一缺陷；第二，它将推动我国行政救助制度相关法律法规的构建和完善。我国正处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期，一些与市场经济发展相关的经济法律制度相继建立，但行政救助制度的构建却相对迟缓。贫富差距的扩大，内需的不足已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构建完备的行政救助制度和法律，克服市场的缺陷，缩小贫富差距，已成为当务之急；第三，它将指导行政机关改进和转变行政救助的工作方法。行政机关如能认识到包容性增长理念下行政救助是着眼于人力资本的提升，进而是公民共同增长的推进，必然会激励其实施行政救助的积极性，改进行政救助的工作方法，使救助更有针对性和实效性。 　　二、包容性增长理念下行政救助制度的价值分析 　　现代意义上的行政救助制度产生于社会的工商业规模化背景。在资本主义工商业化进程中，经济的普遍增长却带来了诸多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