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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语公示语中外语问题应用语言学范畴 　　[摘要] 翻译研究是改正公示语中出现的外语错误或者修正其混乱现象的基础，但是因为涉及公共行政管理的部分，仅仅依靠翻译研究不足以解决这个问题的。必须在应用语言学的各个研究领域全面展开对公示语中外语问题的研究，同时兼顾解决方案在公共行政领域的可操作性，才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在常规管理工作中逐步解决这个问题。 　　[关键词] 双语公示语 翻译 文字信息处理 公共行政 　　 　　我国双语公示语中的外语存在大量的错误和混乱是不争的事实（万正芳，2004；王秋生，2004；王银生，2004）。根据现有文献资料，我国公示语中外语问题的研究大约始于1994年。从向阳的一篇“谈我国街道名称的英译”开始（向阳，1994），到2007年在上海举行的“第二届全国公示语研讨会”达到一个阶段性的高潮，公示语研究的基本面都划定在翻译研究的范畴。除了传统的直译与意译之争，“信、达、雅”之辩以外，基于语用学、交际翻译策略、目的论的公示语翻译研究也发展起来（贺学耘，2006；王宁武，2005）。当然，翻译理论加上翻译技巧的讨论并不是对公示语中外语问题的唯一解读，近年来还有从外语的正确书写，公示语的双语标准化以及净化语言环境等角度的解读（郭建中，2005；白殿一，2005）。 　　毋庸置疑，双语公示语中的外语问题属于应用语言学研究的范畴。公示语的翻译研究虽说有一定的理论性，但主要同翻译实践密切相关。总结起来，公示语中的外语问题按照与翻译研究的疏密关系可分为4大类型。 　　a)交际而非翻译的类型。这一类型的公示语其实无需“翻译”，只需要直接“进口”然后与中文等效对应。因为几乎没有国别、文化之分，这一类的公示语只需做到与国际或外语母语国家的交际惯例保持一致就可以了。这一类公示语包括公共设施、交通运输、购物消费、大部分职务职称、机构名称、传统行业及大众消费产品说明书等。吴间道的“欧洲八国旅游公示语考察实录”（2004）就是主张直接“进口”公示语的一例。这基本上是一个双语语料对照、照应的问题（丁衡祁，2006）。 　　b)翻译中已经沉淀下来的约定俗成。与上一类公示语类似，这一类型的公示语也是依靠语料对照，不过不是与国际惯例对照，而是与历史语料的对照，传承翻译上被广泛接受的惯例。如有关党史的，有关国家政策、法律的，有关中、外宗教的正式外文版官方文件和资料都是公示语应该直接继承的部分，因为这些语言有着历史以及行政上的一贯性，不会随意更改。 　　c)存在多种正确的翻译版本，需要择优选取统一版本的类型。人名、地名、部分专有名词、术语往往有多种正确译法，统一就是要消除全国范围内驳杂的现象。这个类别的公示语与其说是一个翻译问题，不如说是个“制式”的问题。 　　d)涉及文化差异的商业和艺术方面的创造性翻译内容。这一部分是公示语中需要译者深入研究的问题，它涉及翻译理论和技巧，如何使译文达到与原文神似的程度，需要专门的翻译专业人员来完成。这部分的内容包括广告、标语甚至菜谱食名（吴伟雄，2006）等等，是纯粹的翻译问题。 　　虽然初看起来，公示语中的外语问题都是翻译问题，但是仔细描述了公示语与翻译的关系之后，我们发现公示语中的外语问题有不少已经超出了翻译理论和技巧的讨论范围：怎样建立应用性强的多语种公示语的语料库？如何制定在公示语中起重要作用的历史传承词汇表？依照什么标准确立人名、地名和专业名词的翻译“制式”？最重要的，如何执行翻译上的研究成果？虽然有学者认为翻译者对公示语中的外语问题负有一定的责任（吴文安，2005），但是解决公示语问题显然不能单靠翻译者的责任感（贾砚丽，2005）。翻译是解决问题的基础，但是我们还需要在应用语言学范畴之内找到除翻译之外的其他研究领域。 　　公示语由于其公共性和与城市管理的根本相关，解决公示语中的外语问题少不了公共行政管理的参与。实际上我们在奥运会和世博会中已经有了一些解决双语公示语中外语问题的一些经验（周庆生，2005）。其基本工作模式是专家与中国的奥组委或世博会组委会联合工作，在公共行政管理决策中给予辅助。第一个工作模式是由专家组织的纠错、整改，对现有公示语中的外语错误和混乱予以修正；第二个是专家组参与到新的公示语的翻译和修订工作中，直接提供公示语的正确翻译。这个基本模式在北京和上海取得了良好成绩，为奥运会和世博会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为全国其他地区树立了榜样，所积累的研究资料也成为了国内首个公示语语料库的基础。 　　但是这种模式在全国推广并不容易，更难以成为常规化的工作。一个最近的例子是动车组列车上标识语的诸多错误（叶红卫，刘金龙，2007）：在一个全国性的机构里，在拥有先进的硬件的情况下，公示语中的外语错误仍然频仍。其中的原因之一是，在没有特别设立的组织如奥组委的情况下，公示语中的外语问题在